Ⅰ．序言
在 21 世纪的科技竞争中，人才是最重要的资源。尤其是在尖端技术领域，优秀科研人员的动向作为决定各国竞争力的因素备受关注。其中，在美国工作的中国科研人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深入了解美国尖端科研环境和中国急速发展的创新生态系统。他们的动向是左右中美科技竞争走向的核心因素。
本文将从第二届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环境变化促使中国科研人员回国的“推力因素”，以及中国政府战略性开展的“拉力因素” 两个方面，分析这一人才流动的结构和影响。此外，本文还将根据最新的自然指数（Nature Index），验证全球科技势力版图已开始发生的变化，并考察未来的前景和对各国的政策意义。
Ⅱ．促使中国科研人员回国的“推力因素”
要理解在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工作的中国科研人员的回国动向，首先需要分析促使他们离开美国的“推力因素”。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大幅削减科研预算、持续实施对华强硬政策、学术界对中国人的歧视加剧等因素相互作用，导致许多科研人员开始认真考虑是否应离开美国。
1．科研预算的削减与科研环境的恶化
美国科研环境的恶化是促使中国研究人员回国的核心“推力因素”。尤其是削减科研预算导致制度不稳定，加速了科研人员的外流。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拜登政府时期通过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IIJA）、《通胀削减法》（IRA）、《芯片与科学法》等支撑科技与经济竞争力的法规接连不断遭遇预算冻结和调整（注1）。与此同时，对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等主要科学机构的预算，也提出了大幅削减预算和停止资助的方案，这加剧了人们对研究运营不确定性和透明度下降的担忧（注2）。
这些动向可能导致公共卫生和医疗研究、气候科学、清洁能源、教育和社会科学、人文研究等多个领域出现补助金减少、研究体系萎缩，进而使论文数量和研究成果减少，甚至引发年轻科研人员、研究生和博士后就业不稳定等结构性弱化问题。
英国科学杂志《Nature》于2025年3月对1,600多名居住在美国的科研人员进行了调查，其中约75%的受访者表示，由于特朗普政府造成科研环境恶化，他们正在考虑离开美国（注3）。这一数据反映了科研人员群体中存在的严重危机感。
2．中美对立加剧
近年来，中美在科技领域的对立日益加深，这也导致中国研究人员所承受的压力不断增大。
第一届特朗普政府于2018年推出的“中国行动计划”原本旨在打击中国的经济间谍活动，但实际情况是，科研人员的资金来源以及未申报与海外机构的关系等问题受到关注，被起诉的被告中近九成是华人（注4）。该政策虽已在拜登政府时期终止，但其后遗症仍然存在。
决定中美科学领域合作框架的《中美科技合作协定》（STA）的修订也对人才交流产生了负面影响。根据2024年的协议，STA延长了五年，但人工智能（AI）、量子技术、半导体等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的尖端领域被排除在合作范围之外，合作范围仅限于气象学、地质学等基础科学。这导致中美之间在科学领域的“脱钩”不可避免，中国科研人员通过这一框架开展工作的空间也大幅缩小。
3．美国移民和签证政策收紧
美国的移民和签证政策也加强了对中国科研人员的限制。STEM（Science（科学）、Technology（技术）、Engineering（工学）、Mathematics（数学））领域研究生和博士后的签证有效期不断缩短、拒签率不断上升，这损害了科研活动和长期逗留的稳定性。
此外，第二届特朗普政府对H-1B签证的新申请增设了10万美元的申请手续费（注5）。
预计这将导致企业的雇用成本大幅上升，尤其是对初创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而言，雇用外籍科研人员将更加困难。
Ⅲ．促使中国科研人员回国的“拉力因素”
美国的“推力因素”将中国科研人员拒于千里之外，而中国则加强了国家战略以提升自身作为人才接收方的吸引力。具体而言，中国不仅采取了经济激励措施，还采取了诉诸文化认同、提高社会地位、增强对国家发展的参与意识等措施，这些多方面的激励强化措施形成了促使科研人员回国的“拉力因素”。
1．经济因素
自2008年“千人计划”启动以来，中国政府将引进海外人才定位为国家战略，并提供特殊的经济激励（注6）。地方政府也争相推出各自的支援制度，例如北京的“海外人才聚集工程”、上海的“浦江人才计划”、深圳的“孔雀计划”等，中央和地方携手打响了人才争夺战。
对科研环境的大规模投资对科研人员而言也是一个巨大的诱因。2024年，中国的研发支出达到3.61万亿元，占GDP的比例达到2.7%（注7）。中国借助这些投资配备了世界水平的科研设备，大大改善了中国科学院和主要大学的科研环境。在产业界，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等企业纷纷成立大型研究所，在AI、生物技术和新能源领域，待遇优厚的岗位急速增加。
此外，中国还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双创）”作为一项国策推动，该政策重视创新和创业，将其视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这一举措极大地改善了创业环境。线上办理企业注册手续、加快营业许可获取速度等放宽监管的举措不断推进，风险投资市场的增长和科创板等新兴企业市场的创建也充实了资金筹措环境。全国各地都设立了创业支援机构和孵化基地，并实施了针对初创企业的税费优惠措施和研发费用税额减免。电子支付系统、云服务、电商平台等数字基础设施高度发达，为创业者创造了便于创业的环境。
中国于2025年10月1日新增“K签证”,开始实施向STEM领域青年专家及海外科研人员提供无需担保人即可申请的长期逗留及多次入境签证的制度（注8）。与以往的工作签证相比，该制度手续简单，可灵活应用于研究和创业。因此，已取得外国国籍的华人和海外人才在中国国内从事科研和创业的机会有望增加。
2．社会因素
中国文化和作为中国人的归属感是促使许多科研人员回国的因素之一。在长期的海外生活中，他们对家庭关系以及祖国科研活动的关注可能再次增长。在子女教育方面，随着国际学校的增设和海外大学中国校区的设立，选择范围正不断扩大（注9）。
社会地位的相关方面也不容忽视。归国科研人员在国内往往能获得一定的认可与关注，不仅能参与学术界的活动，还有机会参与产业界和政策制定的工作。因此，科研人员将专业知识应用于社会的机会正不断增加。
此外，有机会参与国家项目和政策也是科研人员回国的动机之一。“科技强国”和“中国制造2025”等国家战略正在为科研人员发挥在海外积累的经验搭建舞台。
Ⅳ．人才从美国向中国回流
在上一节分析的“推力”和“拉力”两个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进入21世纪后，中国正在经历从“人才外流”到“人才回流”的历史性转变。这种变化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变化，还伴随着归国人才素质的提升。
1．中国留学生的回流
在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前，中国留学生回国率就从本世纪初开始呈现上升趋势。根据中国教育部的统计，2001年中国的留学生出国人数为83,973人，而回国人数则为12,243人，回国率仅为14.6%。但此后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留学生出国人数持续增加，回国率也逐渐上升。2019年，留学生出国人数增至703,500人，回国人数也达到580,300人，回国率上升至82.5%（图表1）。
该统计数据自2020年以来未再公布，但可以认为回国率呈持续上升趋势。受新冠疫情影响，有报道显示2020年留学生回国人数首次超过出国人数，2021年两者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注10）。
2．科研人员正式掀起回国潮
在中美对立的背景下，中国科研人员也正在加快回国的步伐。根据Asian American Scholar Forum于2021年12月至2022年3月对在美华人科研工作者和技术人员进行的问卷调查，61%的受访者有意离开美国。原因方面，“作为科研工作者在美国不受欢迎”占35%，“在美国做科研缺乏安全感”占72%，“害怕在美国从事科研活动”占42%，“对与中国开展合作研究感到不安”占65%。此外，由于中国留学生的入学受到限制，86%的受访者表示“招募优秀学生比以往更加困难”（注11）。
2000-2021年，中国科研工作者（包括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回国人数累计达11,259人。其中4,940人（占总体的43.9%）的回国时间集中在2018-2021年（图表2）。其中不仅有即将退休的学术界权威，还包括许多新锐科研人员。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Xie, Yu, Xihong Lin, Ju Li, Qian He, and Junming Huang, “Caught in the Crossfire: Fears of Chinese-American Scientist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Volume 120, Issue 27, June 2023制作
3．归国科研人员对科技的贡献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契机，在持续推进的现代化政策下，从海外回国的中国科研人员所发挥的作用大幅提升。在毛泽东时代，科研人员所发挥的作用仅限于军事技术领域，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其范围逐渐扩展至基础科学、应用研究、产业技术等领域（近年来的事例见下文，关于毛泽东时代归国科学家的贡献，参见BOX1）。
归国科研人员在与欧美等地的共同研究和人才交流中居间斡旋，推动中国科研社群对接国际学术网络，提高了中国在合作论文和国际会议中的话语权，并通过在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展教育指导，培养出国际水平的下一代人才。归国科研人员在科研基础建设、资金筹措、落实评估制度等方面也做出了贡献，为长期创新基础的建设提供了支持。此外，他们还推动了技术的商业化和产业应用，为新兴企业的成立和研究成果的产业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V．归国科研人员在基础科学领域的事例
在数学、物理、化学和材料工程、生命科学等基础科学领域，顶尖的中国科研人员正陆续回国（注12）。
1．数学（邱成桐）
在归国数学家中，邱成桐的贡献尤为值得一提。邱成桐1949年出生于广东省，幼年移居香港，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此后，他曾在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等院校任教，1982年获得菲尔兹奖，在微分几何学的卡拉比-丘流形研究中取得了世界级的成就。自1979年首次访华以来，邱成桐一直支持中国的数学教育和科研环境建设，并于2022年正式回国担任清华大学教授。在他的努力下，中国数学教育体系的现代化、国际水平科研环境的建设以及青年数学研究人员的培养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2．物理学（杨振宁、潘建伟）
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的回国对中国物理学的发展有着巨大贡献。杨振宁出生于1922年，专攻理论物理学和粒子物理学，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此后，他曾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从事研究教育工作。他于2003年受聘于清华大学，一直致力于青年人才培养与国际学术交流。
潘建伟出生于1970年，其在量子物理学与量子通信领域的贡献备受关注。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后，他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海德堡大学从事科研工作，后于2001年回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职。他带领的研究团队在量子通信技术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2016年成功主导全球首颗量子通信卫星“墨子号”发射升空，将中国的量子技术研究推向世界最前沿水平。
3．化学、材料工程（王中林、高华健）
王中林出生于1961年，专攻纳米技术，从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毕业后，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此后，他长期担任佐治亚理工学院教授，奠定了纳米发电机技术的基础。他于2024年就任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所长，致力于推动纳米发电机技术的实用化，尤其注重提升能量收集技术。
高华健出生于1963年，在材料力学和纳米力学领域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从西安交通大学毕业后，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在斯坦福大学、马克斯・普朗克金属研究所和布朗大学从事研究及教育工作。他于2024年受聘于清华大学，目前正在推动新材料开发的基础强化、生物材料和人工材料的交叉领域研究。
4．生命科学（施一公、付向东）
施一公出生于1967年，专攻结构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从清华大学毕业后，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以教授的身份在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工作，并在RNA剪接机制的结构研究方面取得了世界级成就。他于2008年受聘于清华大学，并于2018年就任西湖大学校长，该校是中国第一所重点研究型私立大学。他不仅将中国的结构生物学研究推向世界级水平，目前还通过西湖大学构建新的研究型大学模式。
付向东出生于1963年，在RNA生物学领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专攻RNA生物学和基因调控，长期担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在RNA剪接研究领域确立了国际地位。他于2023年入职西湖大学，担任生命科学学院RNA生物学和再生医学讲席教授。
Ⅵ．归国科研人员在应用及产业技术领域的事例
在应用和产业技术领域，特别是AI、半导体技术、新能源技术、IT平台等尖端领域，科研人员回国的现象尤其引人注目。
1．人工智能（AI：姚期智）
姚期智1946年出生于上海，幼年移居台湾，他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在台湾大学攻读物理学专业，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在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院校持续开展研究工作。他在计算理论领域的成就得到认可，于2000年获得图灵奖。2004年转入清华大学任职后，他成立了交叉信息研究院（IIIS），引进了世界水平的计算机科学教育，并作为人工智能研究院的首任院长，为中国AI人才培养奠定了基础。
2．半导体技术（张汝京）
张汝京1948年出生于南京，成长于台湾，他被誉为“中国半导体之父”。他在国立台湾大学攻读机械工程学，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获得硕士学位，在南卫理公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此后，他在德州仪器和台湾积体电路制造（TSMC）积累工作经验，2000年在上海创立了中国规模最大的半导体代工制造商——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SMIC），在奠定中国半导体产业基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张汝京的努力，中国在半导体制造领域获得了自主技术开发能力，提升了产业自主性。
3．新能源技术（施正荣）
施正栄出生于1963年，是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先驱。1983年从吉林大学毕业后，他在中国政府研究机构从事光学研究工作。此后，他赴澳大利亚留学，在新南威尔士大学获得电子工程博士学位，并在该校创办的初创企业Pacific Solar积累了工作经验。2001年，他回国创立了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Suntech Power），并使其发展为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电池制造商。虽然尚德电力已于2013年破产，但该公司培养的人才和技术成为了推动中国太阳能发电产业整体发展的强大动力。
4．IT平台（李彦宏、王兴、黄峥）
在IT平台领域，归国企业家一直引领着中国数字产业的发展。其代表人物有李彦宏、王兴和黄峥三人。
李彦宏出生于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1991年赴美，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获得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他曾在美国道琼斯公司的子公司工作，1997年在Infoseek从事搜索引擎开发工作。他于2000年回国并创立了百度，搭建了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除了搜索业务外，百度还将业务领域扩展到人工智能、自动驾驶和云计算，为中国数字生态系统奠定基础做出了重大贡献。
王兴出生于1979年，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后，赴美国特拉华大学留学，获得计算机工程硕士学位。他于2003年回国，创立了多个互联网企业，并于2010年创立了美团。美团最初是一个专注于团购服务的平台，现已发展为一个涵盖外卖配送、移动出行、酒店及旅游预订、电影票预订等多种生活服务的综合平台。
黄峥出生于1980年，从浙江大学毕业后，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获得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他曾在谷歌工作，于2007年回国，创办了多家企业，后于2015年创立了拼多多。拼多多凭借融合团购和社媒要素的社交电商模式，吸引了农村地区和中小城市的价格敏感型消费者，并迅速发展壮大。此外，拼多多还通过“Temu”进军欧美市场，引领了中国电商的国际化发展。
Ⅶ．中美逆转的可能性愈发逼近现实
由于归国研究人员的贡献和中国政府的战略投资，过去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科技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正如Nature Index等国际研究评估指标所显示的那样，中国在许多领域表现出与美国齐平或领先于美国的迹象，全球科技势力版图发生历史性逆转的可能性愈发逼近现实。
1．美国科技竞争力下降
2024年，美国的科学领域（包括社会科学）博士学位获得者共有45,929人，其中中国留学生达6,116人，占总体的13.3%，占外国留学生（16,738人）的36.5%（图表3）。如果将非科学领域包括在内，中国留学生中博士学位获得者达6,756人（占总体的11.6%，占留学生的34.9%）。其中78.0%的中国留学生在毕业后仍留在美国（注13）。对美国而言，中国留学生是重要的人才来源。
2. 外国留学生被归类为“临时签证持有者”
3. 中国的数据中包含香港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atistics, “Survey of Earned Doctorates 2024,” August 28, 2025制作
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多年来一直依赖于海外优秀人才的流入。其中的典型例子包括，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出生于俄罗斯）、特斯拉和SpaceX的创始人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出生于南非），以及为半导体产业带来革新的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Jensen Huang，出生于台湾），等等。包括他们在内的移民科研工作者和技术人员不仅创立了企业，还通过研究开发和风险投资创造新产业，维持着美国经济的竞争优势。如果这样的国际人才流入受阻，美国长期以来建立的“全球创新中心”地位可能发生动摇。
事实上，美国科学家联盟认为人才流失对美国而言是导致科技实力下降和国家竞争力丧失的严重威胁，并发出了如下警告（注14）。
首先，美国长年以来塑造的吸引全球优秀科研工作者的“磁吸力”正在逐渐减弱。其结果是，在美国大学接受教育的国际人才纷纷回国或流向其他国家，美国吸纳顶尖人才的能力不断下降。
其次，由于研究资金短缺和对职业发展前景的担忧，年轻科研工作者和技术人员正在失去留在美国的动力。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将存在“失去年轻一代科研工作者的风险”，这些年轻科研工作者本应肩负起未来创新的重任，美国的科研基础可能因此而削弱。
第三，人才流失并非单纯的人力外流，还可能导致支撑创新、产业竞争力和国家安全的智力资本流失，尤其在人工智能和能源领域的国际竞争中可能会落后。
2．通过Nature Index看中国科技的飞跃
另一方面，中国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内外资源，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飞跃性发展。这一点在《Nature》杂志汇总的“Nature Index”中可以得到印证。
Nature Index是一个追踪和评估全球各大学、各研究机构和各国高质量科研成果的数据库，以及基于该数据库的排名系统。其评估对象仅限于专家委员会选定的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第一手研究论文，重点关注研究质量。根据该指数，在以2013年发表的论文为评估对象的第一次调查中，中国的Nature Index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左右，2022年首次超越美国跃居全球第一，到2024年已比美国高出45.5%（图表4）。
2.Nature Index的评价指标包括：按作者所属分别计入机构或国家的“Count（计数）”，以及按照作者贡献分配并使每篇论文最大计为1.0的“Share（份额）”。本处采用的后者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合作研究的贡献。
（资料来源）Plackett, Benjamin, “Nature Index 2025 Research Leaders: United States Losing Ground as China’s Lead Expands Rapidly,” Nature, June 11, 2025.
截至2024年，Nature Index的研究机构排名前10名中有8家机构来自中国。中国科学院（第1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3名）、浙江大学（第4名）、北京大学（第5名）、中国科学院大学（第6名）、清华大学（第7名）等机构名列前茅，中国以外的研究机构仅有美国的哈佛大学（第2名）和德国的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第9名）（注15）。从不同领域的趋势来看，中国在化学、物理科学、地球与环境科学领域位列世界第一，美国在生命科学和健康科学领域仍然维持着优势，但在其他领域受到了中国发展势头的冲击。
Ⅷ．全球科技势力版图的改写正在加速
美国科技政策的倒退，以及中国政府在人才与资金方面的积极投入，正大幅动摇过去“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科研秩序。中国科研人员的回国潮是其中的核心现象，预计今后其他国家的科研人员也将加快流向中国。事实上，出于对美国和欧洲科研环境的担忧，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为寻求更稳定的资金和参与大型项目的机会而前往中国（关于从海外转入中国大学的非归国科研人员，参见BOX2）。中国不仅是“留学目的地”，其作为“科研据点”的重要性也将不断提升。
此外，随着归国科研人员带来的国际网络与中国国内充足的资金和基础设施相结合，中国不再仅仅是一个科研聚集地，而是作为全球学术交流的“中枢”开始发挥作用。国际学术会议的举办地和大型合作研究的中枢正逐步向中国转移，在设定研究主题优先顺序以及制定科研和技术开发相关国际标准和方针方面，中国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
这些变化将进一步加剧中美之间的技术争霸，同时也将为全球科研环境的资源和据点扩充提供机会。今后，如何与以中国为中心的新科研网络建立联系，将成为各国面临的重要课题。
BOX1 在“两弹一星”项目中担当主要角色的归国科学家
在毛泽东时代处于闭关锁国状态的中国，推动“两弹一星”项目（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的开发）为安全保障和科技发展带来了决定性的转机。其核心是归国科学家的活跃表现。
1999年获得“两弹一星功劳勋章”的23名受勋者大多数拥有留学或海外科研经历，他们分别在导弹设计、宇宙技术、核武器开发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钱学森（1911-2009年）在加州理工学院师从被誉为“航空工程之父”的西奥多·冯·卡门，曾参与创建喷气推进实验室（JPL），后回国统筹弹道导弹开发工作，在短时间内使中国成为拥有实战性弹道导弹的国家。
任新民（1915-2017年）在法国克莱蒙奥弗涅大学攻读航空工程，回国后主导了卫星运载火箭的设计工作，1970年促成中国首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升空。
邓稼先（1924-1986年）在印第安纳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主导了原子弹（1964年）和氢弹（1967年）的理论设计，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核国家。
对这些前辈的敬仰之情也是促使当代科研工作者回国的原因之一。
BOX2 从海外转入中国大学的非归国科研人员
除归国人员外，近年海外科研人员转入中国大学任职的动向也非常引人注目，其中的代表性例子有热拉尔·穆鲁、深谷贤治和查尔斯·M·利伯这三位科学家。
出身于法国的物理学家热拉尔·穆鲁于2024年10月就任北京大学物理系讲席教授。他曾在密歇根大学和法国综合理工学院等院校担任教授，于2018年凭借高强度超短光脉冲制造方法的相关研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出身于日本的数学家深谷贤治于2024年9月从美国石溪大学转入清华大学任职。他专攻辛几何学，2025年获得邵逸夫数学科学奖，此外还曾获得朝日奖和日本数学会几何学奖等奖项。
查尔斯·M·利伯曾担任哈佛大学教授，专攻纳米科学和化学，曾获得沃尔夫化学奖等奖项，于2025年4月就任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讲席教授。他于2020年在“中国行动计划”中被捕，因未向联邦政府披露其参与中国“千人计划”的事实以及与武汉理工大学签订的合同，于2021年被判诈骗及税务相关罪名成立。这起事件在学术界引发争议，成为美国加强对中国学术交流监管的象征性案例。
首次于2025年10月20日以日语发布。中文版于2025年12月18日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