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因素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引发的思考

Ⅰ．前言

　　随着麻省理工学院的达龙·阿杰姆奥卢教授、西蒙·约翰逊教授以及芝加哥大学的詹姆斯·罗宾逊教授三人获得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所研究的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再次受到关注。

　　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只要比较中国经济低迷的计划经济时代与经济腾飞的改革开放时代便一目了然。中国借助所有制改革和引入市场机制实现了高增长，但由于一直以来按照先易后难的顺序推进渐进式改革，中国未能突破既得利益和意识形态的阻力，现已陷入“转型陷阱”。这也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的原因之一。

　　为了让中国克服“转型陷阱”并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阿杰姆奥卢教授与罗宾逊教授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提出的假说值得参考。他们认为，“包容性制度”与“榨取性制度”的区别是国家成功与否的关键。在包容性制度下，私有财产权受到保护，法治和公平的市场体系发挥作用，创新和人们参与经济活动得到促进。另一方面，在榨取性制度下，一部分精英独占权力和财富，普通公民的权利受到限制，导致长期经济发展受到阻碍。

　　阿杰姆奥卢教授和罗宾逊教授将中国经济的急速发展评价为“包容性经济制度”与“榨取性政治制度”这一特殊组合带来的暂时性成功。但他们也指出，一旦超出调动生产要素，达到需要创新的发展阶段，政治制度的榨取性质便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他们表示，中国经济要实现持续性发展，就需要通过民主化和法治化，从“榨取性政治制度”向“包容性政治制度”转变。

Ⅱ．计划经济的失败对比改革开放的成功

　　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只要比较经济低迷的计划经济时代（1949年至1970年代末）与经济腾飞的改革开放时代（1970年代末以后）的中国便一目了然（注1）。

　　北京大学的张维迎教授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与计划经济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在于所有制改革和引入市场机制促使经济主体行为发生变化（注2）。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所有经济活动都按照中央政府的计划进行。企业无法自主决定产量和价格，无法灵活应对市场需求。由于所有企业均为国有，经营者和员工缺乏提高效率的动力。这造成了严重的物资短缺、质量低劣和技术革新停滞等问题。

　　中国于1970年代末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经济迎来了巨大的转折期。首先，随着农村地区取消人民公社并引入生产承包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城市地区，国有企业改革得以推进，经营自主权逐步扩大。其次，国家允许设立民营企业，新的经济主体得以进入市场，这使得竞争更加活跃。

　　向市场经济转型解放了个人的创造力和企业家精神。追求利益被正当化，冒险挑战新事业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沿海经济特区允许设立中外合资企业，引进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些企业家的活动是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张维迎教授指出，中国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是制度改革。引入市场机制使价格能够反映供需关系，从而使资源的有效分配成为可能。再者，所有制改革使经济主体开始为自身利益而采取高效的行动。竞争原理的应用促进了企业的技术革新和服务升级。然而，中国的所有制改革和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仍需要进一步推进，例如改变国有企业的支配地位、遏制政府过度干预市场以及完善金融市场等。

Ⅲ．渐进式改革的局限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机构推行“激进式改革”，称为“大爆炸方法”或“休克疗法”。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并没有采用这种激进式改革，而是采用了“渐进式改革”，按阻力由小到大、先易后难的顺序推进。这一战略取得了成效。1990年代，采用激进式改革的俄罗斯和东欧各国陷入了经济危机，相比之下，中国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同时，实现了长期的高速增长，经济表现良好。然而，随着改革的推进，剩下的部分越来越难以完成，渐进式改革的局限性已然显现。

　　首先，由于改革进展缓慢，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思考方式未得到改变，意识形态对深化改革造成了阻碍。例如，尽管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但民营化仍然被视为禁忌。

　　此外，实行渐进式改革时并未着手变革利益格局，而是从无关紧要的部分开始调整，因而无法采取彻底的措施。因此，已采取的措施迟早需要重新调整，但在已实施的政策下已形成了新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对进一步改革持消极态度。

　　并且，政府依然在监管和许可方面掌握着很大的权力，这导致官僚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层出不穷。在此情况下，民营企业在与国有企业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难以形成公平的市场秩序。

　　最后，按阻力由小到大、先易后难的顺序进行改革，终究会留下难以完成的部分。政治家和官僚不愿放弃手中的特权和地位，因此只有对统治者有利的“改革”得以推进，普通大众的利益被忽略的例子屡见不鲜。实际上，由于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抵抗，大型国有企业民营化和许多涉及收入再分配的改革陷入停滞状态。

Ⅳ．提出“转型陷阱”假说

　　鉴于中国的这一情况，清华大学凯风发展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以下简称“清华大学课题组”）在习近平政权上台前的2012年就提出了中国经济已陷入“转型陷阱”的假说（注3）。这里所说的“转型陷阱”，是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形成的国有企业等既得利益集团企图阻止进一步改革，使过渡期的“混合型体制”定型化，结果导致经济社会发展走向畸形，贫富差距扩大和环境破坏等问题日益严重。

　　基于这一认识，该课题组就中国如何摆脱“转型陷阱”提出了如下方案。

　　首先，必须融入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等普世价值为基础的世界文明主流。因为拒绝世界文明主流不但是中国陷入“转型陷阱”的主要原因，同时还是维持现有利益格局的借口。

　　其次，必须改变以往将有关改革的决策交给各地方政府和各政府部门的做法，应按照中央政府领导层的“顶层设计”来推进。在推进改革时，为获得人民的支持，必须倾听他们的意见，同时把公平和正义作为基本价值。

　　再次，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权力腐败正在削弱政府的权威和执政能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形成制约权力的机制开始，例如提高政府的透明度等。

Ⅴ．陷入停滞的市场化改革

　　自提出“转型陷阱”假说以来，至今已超过10年，中国经济在此期间的发展恰恰印证了这一假说。

　　2012年11月的中共第18届全国代表大会后，习近平政权诞生，该政权最初被认为不仅对经济体制改革持积极态度，对全方位的体制改革也持积极态度。特别是在2013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18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三中全会）上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被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为此还设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小组组长。此外，《决定》中还明文记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强调了推进法治国家建设的必要性。并且，政府还试图通过致力于打击腐败来赢得民心。

　　然而，回顾过往，不得不说习近平政权上台后市场化改革总体上停滞不前。特别是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为核心推进的国有企业改革助长了国有企业垄断力的强化和政府对经营的干预。并且政府加强监管导致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迅速恶化，“国进民退”愈演愈烈。再加上房地产泡沫破裂、劳动力减少和美国脱钩政策等的影响，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将难以实现GDP规模近期赶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设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魏加宁、王莹莹等人指出，市场化改革进展不尽如人意的原因如下（注4）。

　　首先，政策决定过程中自由讨论受到限制，这成为妨碍改革进展的主要原因。国务院相关部门独自制定改革方案的情况下，由于缺乏广泛意见和第三方评估，往往优先考虑部门的利益，难以实现公众和国家利益最大化。

　　其次，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缺乏合作。例如设置自由贸易区，中央的过度监管妨碍了地方的自主改革，也是无法推进有效改革的原因之一。再次，尽管中央政府努力打击腐败，地方政府的腐败案例却屡屡出现，导致中央政府权威受损。

　　并且改革焦点分散，缺乏创造具体成果的明确方针。此外，推进改革不存在明确的受益集团，导致推进改革的积极性降低，反而招致既得利益集团的抵抗。

　　最后，由于人事考核与改革成果不挂钩，未能充分发挥优秀干部的改革意识和能力。激励机制的欠缺削弱了推进改革的动力。

　　上述因素相互影响，妨碍了市场化改革的进展。

Ⅵ．需要从“榨取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转型

　　在思考中国应如何克服“转型陷阱”并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阿杰姆奥卢教授和罗宾逊教授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提出的假说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注5）。

　　在二位教授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他们主张决定国家成败的最重要因素是“制度”，特别是“包容性制度”与“榨取性制度”的区别是成败的关键。在包容性制度下，私有财产权受到保护，法治得以确立，公平的市场体系发挥机能。这样的制度会促进创新和新血液的加入，为许多人提供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另一方面，在榨取性制度下，部分精英群体独占权力和财富，普通公民的权利受到限制。其结果是创新受到抑制，经济机会变得有限，长期经济发展受到阻碍。这两种制度的差异催生了现代国家间的经济差距。实际上，大多数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国家都采用包容性制度。

　　并且，制度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换言之，历史事件和决定会对其后的制度形成产生巨大影响，制度一旦确立便不会轻易改变。例如，在许多国家，殖民时代的统治形式仍然影响着现代制度。在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上作出何种选择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其后的制度方向。

　　阿杰姆奥卢教授和罗宾逊教授否定了人们以往指出的地理因素和文化因素的重要性，他们主张气候、有无天然资源和文化差异并非国家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倒不如说，是制度的状态决定了如何利用这些因素。

　　他们指出，这一分析意味着包容性政治经济制度对经济持续发展不可或缺，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抵抗，从榨取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转型并不容易，但可以通过公民的政治参与和社会运动实现。

　　阿杰姆奥卢教授和罗宾逊教授将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评价为“包容性经济制度”和“榨取性政治制度”这一特殊组合带来的暂时性成功。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了引入市场经济、保护私有财产权和对外开放等经济制度改革，使经济高速增长成为可能。与此同时，在政治方面依然是一党独大制，维持着权力集中的榨取性制度，二位教授警告，这种“非对称性制度”下的发展具有局限性。政治上的制约阻碍了真正意义上的创造性破坏和技术革新，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不够充分，扼杀了创新性的企业家精神。他们还指出，一旦超出调动生产要素，达到需要创新的发展阶段，政治制度的榨取性质便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

　　基于这一认识，阿杰姆奥卢教授和罗宾逊教授提倡，中国要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就要提高政治决策过程的透明度、确立法治、通过民主化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从而向包容性政治制度转型。并且，在经济方面需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实现金融市场自由化、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完善民间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

Ⅶ．向“包容性政治制度”转型的关键是民主化和法治化

　　正如阿杰姆奥卢教授和罗宾逊教授指出的那样，民主化和法治化是中国向“包容性政治制度”转型的关键（注6）。可以期待这一过程将有助于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难题。

　　首先，通过民主化和法治化可以创造可预测的商业环境，促进投资和技术革新，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其次，透明公正的法律制度可提高市场效率。

　　再次，通过民主化可将国民的意见反映到政策中，从而让社会更加稳定。确立法治可提高社会的公平性，也可有效应对环保、贪污等课题。

　　并且，民主化和法治化对中国而言是提高其在国际社会上的公信力和评价的重要手段。通过这一手段，中国可以强化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与贸易关系，促进经济发展，建立更稳定的外交关系。

　　综上所述，以民主化和法治化为核心的制度改革是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