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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面临高速增长期即将结束的挑战――李克强经济学能否提供有效对策

关 志雄
顾问研究员

序言

  从改革开放开始的1978年至2012年,中国实现了年均9.8%的高速增长。但是最近增长率急速下降,预示着高速增长期即将结束。今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仅为7.5%,通货膨胀率也只有2.4%。如果以雷曼危机以后(2008年第四季度――2013年第二季度)的平均值(增长率8.9%、通胀率2.6%)为基准,中国经济从2012年第三季度以后就已进入了"低增长、低通胀"的衰退期(参见图1)。

图1 雷曼危机以后中国经济的各个阶段
――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变化

图1  雷曼危机以后中国经济的各个阶段
(注)①为低增长、低通胀;②为高增长、低通胀;③为高增长、高通胀;④为低增长、高通胀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CEIC数据库数据制作

  在受到雷曼危机影响的前一次衰退期,中国政府在采取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还实施了高达4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008年GDP的12.7%)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成效显著。2009年下半年,中国经济迅速复苏。然而,面对这次出现的增长放缓,尽管民间要求实施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的呼声十分强烈,但政府却没有积极回应,尤其是今年春天新上任的李克强总理,明确表示中长期结构改革比短期经济刺激方案更为重要。

  这样做的原因在于,现在不仅潜在增长率大幅度下降,此前的经济刺激方案还留下了严重的副作用,住房泡沫膨胀等因素可能给宏观经济带来不稳定的风险。如果不顾潜在增长率下降,一味运用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实现高于潜在增长率的高增长,这些风险显现的可能性就会进一步上升。这也是中国应从日本在1980年代后半期遭遇的泡沫经济中吸取的教训。

潜在增长率下降

  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15岁―59岁)去年首次减少,老龄化也在不断加速。这可以说是从1980年开始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留下的后遗症。同时,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迅速发展,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也基本消失,这意味着进入充分就业阶段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受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影响,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下降不可避免。

  首先,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意味着人口红利变为人口负债。迄今为止,不仅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加,而且以年轻人为中心的社会储蓄率也很高。由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带来了劳动供给扩大,而且储蓄成为投资的资金来源,因此高储蓄率扩大了资本投入量。与此相反,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老龄化严重导致劳动供给减少和储蓄率下降,会抑制增长率的提高。

  此外,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也会制约增长。以往被认为取之不尽的劳动力供给,通过下述渠道一直在支撑中国经济的增长。首先,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吸收,直接为GDP增长做出了贡献。其次,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农业部门向生产率高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转移,使经济整体的生产率上升。再次,剩余劳动力使工资保持在低水平,在收入分配方面,有利于资本收入多的高收入阶层,甚至带来了高储蓄和高投资。但是,充分就业的实现,意味着这些优势的丧失,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

  一般来说,劳动年龄人口从增加向减少转变的时期与从不充分就业向充分就业转变的时期并不相同。例如日本,实现充分就业被认为是在1960年代初期(南亮进《日本经济的转折点:从劳动力过剩转向短缺》、创文社、1970年),而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是在1995年左右(联合国《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2 Revision》)。但中国与此不同,两个转折点非常偶然地同时到来,因此劳动力短缺的程度与伴随而来的对经济的冲击比其他国家更大。

  受劳动市场的这种变化的影响,尽管近年来增长率比以前大幅度下降,今年第二季度仅为7.5%,但城市地区的求人倍率仍然呈上升趋势,继今年第四季度的1.10倍之后,第二季度也达到1.07倍的高水平(参见图2)。这与2009年初,随着增长率下降,求人倍率也急速下降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从企业的招聘人数超过求职人数这一情况可以看出,中国现在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低于7.5%的水平。

图2 求人倍率在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却居高不下
――显示出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和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图2  求人倍率在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却居高不下
(注)中国城市地区的求人倍率是根据在大约100个城市通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招聘人数/求职人数计算的。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资料制作

经济危机的脚步声

  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同时,影子银行融资的扩大、住房泡沫的膨胀、地方政府成立的融资平台公司的债务增加等也开始引起对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忧虑(参见图3)。

图3 令人忧虑的"中国风险"
图3  令人忧虑的
(注)图中箭头指资金流向
(资料来源)笔者制作

  首先,中国的所谓影子银行是指正规银行体系之外,由具有流动性和信用转换功能,存在引发系统性风险或监管套利可能的机构和业务构成的信用中介体系。其核心商品是银行的"理财产品"和信托公司的"信托产品",据推算,两者加在一起的规模,在2013年3月底达到16.9万亿元(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信托业协会),相当于GDP的36%。

  影子银行是通过创新逃避监督管理的手段。当局设定了利率限制和较高的存款准备金率(目前大银行为20.0%),并通过存贷比(75%)和窗口限制等来限制银行贷款。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银行为了逃避监管,利用影子银行来替代原有的融资手段。但是如果不对影子银行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风险就有可能升高。尤其是通过急速扩大的影子银行的融资,直接或经由融资平台公司流进房地产市场,加剧了住房价格的上涨。

  其次,受雷曼危机以后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影响,主要城市的住房销售价格急速上涨,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趋向。对此,中国政府于2010年以后公布并实施了一系列对策,其主要内容包括:在抑制需求方面,限制贷款、限制购买、加强房地产相关税制;在扩大供给方面,加速建设保障性住房。受此影响,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房销售价格的同比上涨率,从2012年3月至10月连续下降。不过,其后由于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影响,从2013年1月起住房价格再次开始上涨,2013年7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房销售价格同比上涨7.1%,其中北京上涨18.3%,上海上涨16.5%,大城市的涨幅不断加大(参见图4)。如果住房泡沫进一步膨胀,一旦崩溃银行部门及宏观经济都将遭受巨大打击。

图4 新建住房销售价格的变化
图4  新建住房销售价格的变化
(注)到2010年12月为止为新建住房销售价格指数。自2011年1月起为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指数,70个大中城市的值为各城市的算术平均值。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CEIC数据库数据制作

  除影子银行与住房泡沫膨胀之外,还有地方政府债务,其中融资平台公司背负的债务业被视为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因素。这里所谓的融资平台公司,是指地方政府及其机关以财政资金、土地、股票作为出资成立的、具有为政府投资项目筹资功能和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主体。在当前的财政制度下,地方政府不仅受经常性财源短缺的困扰,而且被禁止自主发行债券。在这样的制约下,为了筹集投资基础设施的资金,各地方政府成立了许多融资平台公司。特别是为了筹集2008年9月雷曼危机时实施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方案的财源,中央政府允许了通过融资平台公司筹集资金。再加上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全国的融资平台公司的数量和债务急剧增加。除了原有的银行融资,影子银行也向融资平台公司提供了大量资金。

  据审计署推算,2010年全国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达10.72万亿元(相当于GDP的26.7%),其中大约60%是2008年以后形成的。从各借款主体来看,融资平台公司为4.97万亿元(占债务余额的46.4%),高于地方政府部门及其机关的2.50万亿元(占债务余额的23.3%)(审计结果公告2011年第35号《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查结果》、2011年6月27日)。其后,审计署没有再更新统计。不过,在2013年4月的博熬亚洲论坛上,原财政部长项怀诚在发言中透露,2012年底的地方政府债务可能已经超过20万亿元。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对融资平台公司债务等违约风险的忧虑不断上升。

李克强经济学的解决方案

  为了打破潜在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经济危机风险不断上升的局面,李克强总理推出了由"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这三个支柱构成的经济政策("李克强经济学")。正如李克强总理指出的:"稳增长可以为调结构创造有效空间和条件,调结构能够为经济发展增添后劲,两者相辅相成;而通过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则可为稳增长和调结构注入新的动力"(李克强在广西主持召开部分省区经济形势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7月9日)。

1)稳增长
   关于稳增长,李克强总理指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的是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使经济增长率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虽然他没有提出具体数值,但今年春季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布的7.5%的增长率和3.5%的通胀率目标可以作为参考。此外,还必须通过货币改革和财政改革,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防止经济危机于未然。其中特别是控制影子银行融资、地方政府债务膨胀和住房价格上涨成为当务之急。

2)调结构
  要调结构,就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体来说,应在需求方面,"从投资向消费"转变,在产业方面,"从工业向服务业"转变,在生产方式方面,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产业升级等,"从扩大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向提升生产率"转变。

  为了促进调结构,在2013年6月1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决定了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其中下述四项措施尤其重要。

①引导信贷资金支持实体经济,加大对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等的信贷支持。
②支持调整过剩产能,对整合过剩产能的企业定向开展并购贷款,严禁对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违规建设项目提供新增授信。
③加大对以往未能接受正式金融机构融资,不得不依靠非正式金融机构的"三农"和小微企业等的信贷倾斜。
④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金融机构重组改造,探索设立民间资本发起的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和金融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

3)促改革
  关于促改革,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分工成为焦点。为了充分发挥市场和民营企业的活力,必须通过放宽监管和在多个领域打破国有企业垄断体制,构建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必须加强与国民生活直接相关的环保、社保、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政府职能。

  作为其中的一环,在2013年5月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研究部署了本年度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其中下述5项值得关注:

①抓紧清理、分批取消和下放投资项目审批、生产经营活动和资质资格许可等事项。
②形成深化预算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完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控制措施。
③稳步推出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措施,提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操作方案。
④形成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方案,铁路所有权、经营权率先向社会资本开放,引导社会资本投资既有干线铁路。
⑤推进人的城镇化,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完善相关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制度()。保护农民合法权益。

  在李克强总理的领导下,集李克强经济学大成的经济改革方案正在制定中。其内容估计将于今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18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三中全会)上亮相。这将会是预测中国经济走向的重要材料,值得关注。

2013年9月11日登载
>> 日本语原文

脚注
  • ^李克强总理把城镇化作为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动力,在推进城镇化时,强调通过户籍改革等使农民工及其家属在城镇定居,以此来代替原来的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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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11日登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