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转折点后的中国经济——劳动力短缺的影响日益显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实现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非常丰富的劳动力。然而，因受80年代后为控制人口增长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现在劳动人口正逐渐向负增长转变，而且工业化的推进和户籍制度的放宽促进了以年轻人为主的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中国已经迎来了充分就业的发展阶段（即"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从过剩变为短缺。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和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所产生的影响，不仅限于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而且波及到工资、物价、收入分配、经济结构、政府经济政策、贸易和直接投资。

　　中国迎来了劳动年龄人口从增加向递减的转变，经济发展过程从不充分就业向充分就业转变的两个转折点，劳动力已经从过剩转变为短缺（参见图1）。

图1 劳动市场迎来了两个转折点

（资料来源）笔者制作

　　首先，1980年代初期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占整个人口的比例在2010年触顶后下降，预计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也将于2015年前后开始减少，同时，老龄化将会日益严重（参见图2）。

图2 中国各年龄层人口的变化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0 Revision制作

　　其次，由于以年轻人为主的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迅速转移，导致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已消失殆尽。2011年离开户籍所在地外出打工的农民已经多达1.59亿人（中国国家统计局《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已经到达了意味着实现充分就业发展阶段的"刘易斯转折点"。尽管现在经济增长减速，但与2008年雷曼危机后许多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失业、不得不返回家乡的上次经济衰退期截然不同，此次并没有发生严重的失业问题。此外，截至1997年实际工资上涨一直大幅度低于实际GDP增长率，而在1997年以后的大部分年份，两者出现逆转（参见图3）。

图3实际GDP增长率与实际工资上涨率的逆转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12中国统计摘要》制作

　　一般来说，劳动年龄人口从增长转变为减少的时期与从不充分就业转变为充分就业的时期各不相同。例如日本，1960年代初期实现了充分就业（南亮进《日本经济的转折点:劳动力从过剩转向短缺》，创文社，1970年），1995年前后才出现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联合国，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0 Revision）。中国与此不同，两个转折点几乎同时到来，因此劳动力短缺的程度及其带来的经济冲击力均大于其他国家。

　　劳动力从过剩转变为短缺将通过工资上涨给中国经济带来以下影响。

　　首先，劳动分配率上升，促进改善收入差距。劳动市场从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转变，不仅会带来工资上涨，而且可以带来劳动时间缩短和户籍制度改革等劳动者权利的改善。这些将在降低失业率的同时发挥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其次，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在沿海地区比内陆地区更为显著，因此，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中心，从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的产业转移不断加速。这种可称为国内版雁行模式的动向，自2007年以来已经带来了内陆地区的经济增长率高于沿海地区的"西高东低型"增长。因此，至今一直持续扩大的地区差距也逐渐开始缩小。

　　再次，通货膨胀压力增高。实际上，通货膨胀率是经济景气的滞后指标，如果以1998年以后的数据为对象，把本期通货膨胀率作为因变量，把三个季度前的经济增长率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可以看到两者间具有紧密的相关性。但受通货膨胀率上升的影响，2010年以后的数据基本处于回归线的上方（参见图4）。迄今中国政府担心出口减速会给就业带来负面影响，对人民币升值采取谨慎态度，但如果实现了充分就业，就没有必要再为此担心，为了抑制伴随工资上涨而来的通货膨胀，政府对人民币升值将会变得较为积极。

图4 晚于GDP增长波动的通胀率
——通胀率的上升越发显著

（注）推算结果　　　推算期间：1998年第一季度（Q1）—2012年第三季度（Q3）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CEIC数据库制作

　　受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影响，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下降不可避免。经济潜在增长率在概念上由"劳动投入量扩大"和"劳动生产率上升"的拉动构成，后者可以进一步分解为"资本投入量扩大"和"全要素生产率上升"的拉动（参见图5）。根据Bosworth and Collins（2008），1978—2004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被视为潜在增长率）高达9.3％，按照推算，其中劳动投入量的扩大、资本投入量的扩大、全要素生产率上升的拉动分别为2.0％、3.2％、3.9％。劳动市场的这两个变化会成为抑制"劳动投入量扩大"和"资本投入量扩大"拉动的因素，因此如果全要素生产率上升不变，经济潜在生产率就会下降。

图5 潜在增长率的因素分解（1978—2004年）

（注）各种拉动的总和与潜在增长率不一致是由于四舍五入产生的误差。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Bosworth and Collins（2008）制作

　　首先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意味着人口红利变为人口负担。以往不仅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加，而且以年轻人为中心的社会储蓄率也非常高。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使劳动供给量扩大，而且储蓄成为投资的资金来源，因此高储蓄率带来了资本投入量的扩大。与此相反，可预见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日渐严重的老龄化将导致劳动供给量减少和储蓄率下降，从而抑制经济增长。

　　此外，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也制约了经济增长，过去丰富的劳动力供给通过以下渠道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首先，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吸收，对GDP增长直接做出了贡献。其次，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农业部门向生产率高的工业和服务部门的转移，促进了经济整体生产率的上升。再次，因劳动力过剩而被压低的水平工资，在收入分配方面有利于资本收入多的阶层，从而带来了高储蓄和高投资。然而，充分就业的实现对于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来说，意味着劳动供给量减少，再加上储蓄率下降，经济潜在增长率不可能不下降。

　　中国已经出现了预示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征兆，其中之一是近来（表示劳动市场供求关系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参见图6）。一般来说，经济增长率越大于（或小于）潜在增长率，劳动的供求关系就越紧张（或缓和），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也越高（或低）。如果潜在增长率不变，那么受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影响，劳动市场的供求关系就得到缓和，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也会下降。但是如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同时，潜在增长率也大幅度下降，供求差距就不会扩大，像现在这样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的居高不下也属正常现象。

图6 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与经济增长率关系的变化显示潜在增长率下降

（注）城市地区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是以在约100个城市的就业服务公共机构登记的岗位空缺除以求职人数来计算。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分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状况分析》的各期数据制作

　　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充分就业的实现使经济增长难以依靠扩大劳动力和资本这两个要素的投入量来实现，但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得以从必须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这一制约中解放出来。

　　从1991年至2011年，中国的GDP增长率高达10.4％，而就业的增长仅为0.8％。在中国，经济高增长与就业低增长共存的现状被称为"无就业增长"，许多经济学家都视其为严重的结构问题。政府也为了保证就业一直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反映劳动投入量的就业年增长率只有0.8％，反映产值的GDP的年增长率却高达10.4％，这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高达9.6％，对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换而言之，"无就业增长"也可以视为"不依靠扩大就业的增长"（即劳动生产率上升推动增长）。如果实现了充分就业，劳动年龄人口也转为下降趋势，无法依靠扩大就业实现增长的话，劳动生产率上升，尤其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就成为推动增长率的最重要的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开始强调"转换经济发展方式"，并把其作为经济政策的首要课题，改变过去以创造就业为中心的政策，从通过扩大投入量实现增长向通过提高生产率实现增长的方式转变。为了提高生产率，政府鼓励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并把以下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重点扶持领域：节能环保、新兴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新材料。

　　不仅政府政策，市场的力量也促进了经济发展转型。具体来说，受劳动力短缺带来工资上涨影响，企业为了保持和加强竞争力，必须致力于节省劳力的投资和开拓新事业领域。

　　在政府和企业的这些努力下，今后中国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毕业"，以向附加值更高的领域转移资源的形式推进产业升级。正如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和粗钢生产国所显示的，中国制造业的重心已经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转移。

　　鉴于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中国劳动市场的急剧变化及伴随而来的经济发展转型对世界经济也将产生巨大影响。

　　首先，在贸易方面，中国的出口结构和进口结构的变化，将会改变产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乃至各国的贸易条件（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之比）。

　　以往中国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这一比较优势，在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同时，从海外进口机械和零部件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中国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出口商品价格下跌"的状况，中国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而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条件不断得到改善。这意味着实际收入从中国向贸易伙伴国转移。

　　一方面，随着劳动力从过剩变为短缺，中国的比较优势也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由于在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减少；另一方面，以往依靠进口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变成在国内生产，因此国际市场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供给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需求都减少了。结果，劳动密集型产品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价格上涨，而中国的贸易条件也就得到了改善。这种相对价格的变化，有利于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发展中国家，不利于主要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发达国家。

　　与此同时，在直接投资方面，中国的比较优势的变化通过工资上涨和汇率上升加速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的转移。对于工资成本低廉的东南亚各国及印度等新兴工业国家来说，来自中国的跨国产业重组将成为利用直接投资流入加速工业化的绝好机会。10年后，在日本百元店里，中国制造的产品可能会因被这些国家的产品取代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