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一直支撑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近年来，沿海地区打工者供给日趋紧张，这种情况表明中国劳动力正在迅速从过剩转向不足。截至1998年，实际工资的增长一直是低于GDP增长率，但在此之后，两者的关系发生了逆转（图1），这正是上述情况的反映。虽然人们担心实现充分就业将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但另一方面，它也会为纠正收入差距和产业升级做出贡献。
一般认为，中国农村存在约1.5亿的剩余劳动力。政府公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2007年1月），也引用了同一个数字。针对“劳动力过剩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蔡昉所长在一系列的研究中提出异议，并论证了劳动力从过剩转向不足的转折点（称为“刘路易斯转折点”，参照附录）将于2009年到来。他的这一观点引发了讨论（“中国经济面临的转折及其对发展和改革的挑战”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三期，《中国就业的扩大与结构变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的报告，2007年5月10日）。根据他的观点，受经济高速增长与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独生子女政策影响，劳动适龄人口的增长率很低，因此，2004年以后，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幅度已经超过了劳动适龄人口的增长率，在2009年前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将完全枯竭。
一直以来，无限的劳动力供给通过下述途径支撑着中国的经济增长。首先在供给方面，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工业部门吸收，这直接为GDP的增长做出了贡献。其次，从收入分配方面来看，工资维持在较低水平，对能够获得资本收入的高收入阶层较为有利，导致了高储蓄和高投资。进一步从需求方面来看，低工资使基于低成本的出口主导型经济增长成为可能。但是，如果充分就业得以实现，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工资也会提高，就业也会受到劳动人口增长的制约，导致储蓄率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下降，进而难以避免经济增长率降低。
但是，在实现充分就业之后，伴随生产率提高而来的工资的上升对于中国经济来说也存在有利的一面。首先，随着工资的提高国民收入中工资收入的比率就会升高，收入分配中的贫富差距就会缩小。不仅在工资方面，劳动力市场中供求关系的变化已经在缩短劳动时间与放宽户籍制度等方面改善了劳动者的权利。随着失业率的降低，这些也会为社会稳定做出贡献。
另外，生产率的提高还通过物价上涨（在采取固定汇率的情况下），或者名义汇率的提高（在采取浮动汇率的情况下）带来实际汇率提高（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像日本曾经经历过的“日元升值”那样，“人民币升值”也可以通过改善交易条件（出口与进口的相对价格），提高中国国民的购买力，为扩大内需纠正对外贸易不平衡做出贡献。
进而言之，和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一样，这种相对价格的变化，一方面会降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企业为摆脱这种境况而努力经营，也能够转化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生产率的因素，从而遏制增长率的降低。实际上，在日本，尽管在1960年前后已经实现了充分就业，但保持在10%左右的经济高速增长一直持续到1970年。
最后，中国政府由于担心会给就业带来负面影响，所以一直在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上非常慎重，但如果实现了充分就业，不仅不再需要类似的担心，而且为了抑制因工资提高带来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在人民币升值方面政府会采取更加积极的姿态。
附录：关于“刘易斯转折点”
在分析像中国这样由农业传统部门与工业现代部门形成的二元结构的经济发展时，可以使用经济学家W.A.刘易斯（1915-1990）提出的模型（因其业绩而被命名为“刘易斯模型”）。根据该模型，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对于工业部门来说，劳动力的供给实质上是无限大的。工资将停留在维持劳动者生存的最低水平，而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中的就业则由各自的边际生产率与工资水平相一致的水平来决定（图2）。通过引进外资等实现的工业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并不会带来工资的提高，而是以吸收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的形式扩大了（工业部门，进而整体经济的）就业（图3a）。与此相反，当越过实现充分就业的“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工业部门为了以减少农业部门就业的形式确保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工资水平，而整体就业却不会因此增多（图3b）。
2007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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