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序言
围绕2025年10月在釜山举行的中美领导人会晤，特朗普总统提出的“G2”表述引发了外界对美国新外交战略的热议。与传统的G2概念主张中美共治与规则至上不同，“特朗普版G2”更突出中美势力范围的划分与交易型外交特征。
特朗普版G2的出现正为国际秩序带来深远的影响。首先，多边主义逐渐退潮，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卫生组织（WHO）、《巴黎协定》等多边机制正在走向空洞化。其结果，美国的盟国正逐步丧失基于一直以来倚仗的多边机制和共同价值观的谈判能力，不得不增加国防费用并配合对华制裁来换取美国的安全保障承诺。另一方面，众多发展中国家也被迫在两大强国的势力范围之间选边站。
中美关系的走向呈现出“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复杂态势。今后，在贸易领域出现在表面上对立缓和的同时，技术领域的竞争可能会愈演愈烈，而安全保障领域的不确定性可能会继续扩大。而且 ，特朗普版G2缺乏制度保障，其本质是一种仅依赖于领导人之间个人关系的脆弱结构，因此潜藏着因政权更迭或领导人改变主意而瓦解的危险。
Ⅱ．特朗普版G2的出现
2025年10月3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釜山举行了中美领导人会晤。会晤前，特朗普总统在自己的社交媒体Truth Social上发文称“THE G2 WILL BE CONVENING SHORTLY!”（G2即将举行！）（注1） 。
该推文中受人关注的点在于，他未使用“领导人会晤”或“双边磋商”等中立表述，而是刻意提出 “G2”（Group of Two）概念，将中美定位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虽然G2这一构想曾于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后期被提出，但由于始终未能制度化，最终逐渐淡出视野。特朗普总统试图借由重新提出这一表述，将釜山会晤塑造成一次不同寻常的特殊政治事件。
而且，“即将举行”这种表达方式，与其说是经过政府机构协调的外交活动，不如说具有强调这是根据领导人自身判断此刻即将开始的重大谈判的效果。这种表述与特朗普式执政风格高度契合，即将外交视为领导人之间的直接谈判与交易，而非制度或手续。
Ⅲ．通过《2025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读特朗普版G2
特朗普总统此次关于G2的言论，起初仅被视为即兴性的推文表达。然而，随后公布的《2025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NSS2025）虽未明确使用“G2”这一表述，却在内容上与釜山会晤所体现的交易型外交高度一致，从而为将该言论界定为一种更具系统性的战略关系提供了依据（注2） 。
解读该言论战略意图的线索在于NSS2025将中国重新定义为“近乎对等国家（near peer）”这一点。换言之，中国既不是应打败的敌人，也不是需要联合盟国共同打压的对象，而是被视作虽未与美国完全平起平坐但在能力和影响力方面已然接近的存在。中国既是战略竞争对手，也被视作应避免两国对抗升级的对手。基于这一理解，对美国而言，相较于通过多边机制（包括国际组织、条约/协定）或盟国间协调来进行间接性关系管理，或许通过中美领导人之间的直接谈判来解决问题显得更为合理的选择。G2这种表述简明地展示了这种战略性思维。
将中国重新定义为“近乎对等国家”，为美国的外交战略带来了重大变化。NSS2025在贯彻“美国优先”原则、将输出民主主义、普遍扩张价值观斥为“精英幻想”的同时，将制造业回流、创造就业、经济利益最大化定位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因此，外交与安全政策不再建立在意识形态使命感之上，而是转而以国家利益和短期成果为基准进行重组。
而且，NSS2025还在淡化美国“世界警察”角色的同时，提出了将西半球视作美国势力范围的所谓“特朗普版门罗主义”（注3） 。这暗示了美国实际上默许中国在亚洲拥有一定势力范围的事实。
Ⅳ．G2构想的历史变迁
若要理解特朗普版G2的特殊性，需要概观G2构想的历史变迁并分析其变化因素。
按照“G2”、即中美两个大国在稳定国际秩序中承担特殊职责的框架来理解中美关系的说法并非作为单一理论或一贯的政策构想建立起来的。或许说它包含了在冷战结束后国际秩序转型、尤其是中国快速崛起与美国相对影响力下降的结构性变化背景下基于不同的问题意识逐步形成的多样化建议更为合适。
“G2”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弗雷德·伯格斯滕所长作为中美两国共同主导全球经济的“责任共享”框架于2008年首次提出的构想。他主张，G2不是排他性的大国统治，而应作为包容性多边合作的催化剂发挥作用（注4）。
紧随其后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将G2构想推升为政策课题。2009年，曾在卡特政府担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战略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针对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等广泛的全球课题提出了“非正式G2”，期望中美通过战略对话得出解决对策（注5）。他描绘了中美作为“对等的伙伴”共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框架。
奥巴马政府（2009-2017年）出于对盟国的顾虑、中国自身的警惕、以及美国国内的政治阻力等原因而未正式采用G2框架。但实际上仍在尝试中美合作，在气候变化应对领域，2014年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为2015年《巴黎协定》的通过铺平了道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的制度化框架发挥了作用。由此可见，奥巴马政府这种堪称“实用多边主义”的外交战略虽然存在程度差异，但在追求“中美共治”与“多边主义”间平衡这一点上，与伯格斯滕和布热津斯基的G2构想是类似的。
同一时期，中国方面的习近平主席提出了由“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核心利益”“合作共赢”三大支柱构成的“新型大国关系”。但是，美国担心“相互尊重核心利益”可能导致势力范围划分，拒绝接受该提议。自2013年以来，随着中国在南海的填海造岛、“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以及东海军事活动的活跃，中美关系持续恶化，G2概念逐渐消退。
第一届特朗普政府（2017-2021年）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导致中美贸易战与技术霸权之争激化。拜登政府（2021-2025年）致力于通过盟国间加强合作，构建与中国的“合作竞争关系”，推行意为对华全面封锁最尖端技术的“小院高墙”政策（注6）。在此期间，G2一词彻底消失于媒体。
随后出现的“特朗普版G2”与最初的G2构想不同，重视势力范围与交易型外交，旨在取代现有的多边机制而非对其进行补充。
以上的各种G2构想可以用十字坐标图进行整理（图表1）。横轴是“中美共治”与“中美分治”之分。“中美共治”指两大强国合作共享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中美分治”指双方划分势力范围并相互承认对方的控制权。纵轴是“规则导向”与“交易型外交”之分。“规则导向”是尊重现有国际组织及条约/协定的态度，而“交易型外交”则试图通过领导人之间的交易解决问题。按此整理，围绕G2的说法是按照伯格斯滕/布热津斯基的G2构想、奥巴马政府的实用多边主义、习近平国家主席的新型大国关系、特朗普版G2的顺序从“中美共治×规则导向”一极向“中美分治×交易型外交”一极演化而来的。
Ⅴ．国际秩序的走向
特朗普版G2的出现对国际秩序的最大影响在于多边主义的退潮与随之而来的国际公共产品短缺。
特朗普政府在外交政策与经济政策中一贯展示重视双边交易的姿态，对多边机制则始终选择保持距离的立场。其象征性举措便是退出世界卫生组织（WHO）与《巴黎协定》。此外，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上诉机构长期停摆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并未积极参与促进其恢复，而是保持着事实上允许多边贸易体制有效性降低的态度。
结果，多边机制尽管在形式上依然存续，但逐渐丧失有效性的可能性越来越高。具体而言，联合国调停冲突与维持和平的核心职能正因美国削减会费及优先推行不依赖安全保障金的强权政治而逐渐弱化。此外，贸易领域中的争端解决被双边谈判所取代，导致共同规则的约束力不断削弱。对于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等全球性课题，美国退出制度框架的行径也导致国际合作的维系举步维艰。这些变化意味着以多边机制为媒介将多元主体纳入协调过程的传统包容性国际秩序将逐渐瓦解。
特朗普版G2的出现对国际秩序的另一影响在于盟国及发展中国家等第三国战略自主性的减弱。
一直以来，美国的盟国依托多边机制和共同价值观，在国际谈判中维持着一定的话语权。但是，新秩序正试图从根本上颠覆这一前提。在“美国优先”立场愈发加强的背景下，美国以安全保障承诺为交换，要求盟国承担更多额外负担，并在中美对立的局面中，试图争取盟国配合其对华制裁等措施。
此外，在中美相互承认对方势力范围的“分治”时代，众多发展中国家此前奉行的“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外交平衡术也将难以为继。它们被迫在两大强国中进行“是敌是友”的二选一，且不得不加入其中一方的势力范围。
而且，随着多边机制的空洞化，不论是盟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作为第三国最重要防御手段的国际法越来越显得软弱无力。为解决国际问题而进行的基于规则的协调机制失灵，双边之间直接的力量关系被优先考虑，从而使各国的战略自主性受到很大制约。
Ⅵ．中美关系的走向
特朗普版G2下的中美关系既非单纯的“紧张缓和”，也非“对抗升级”，而是呈现出“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复杂态势。
经济领域中的中美关系将面临交易带来的局部缓和与结构性竞争持续齐头并进的局面。在特朗普版G2下，经济关系并不会沿着单一方向改善，而更可能形成一种由不同领域各异逻辑相互叠加、交错作用的局面。
贸易关系方面，短期内紧张局势可能会有所缓和。特朗普政府重视的是贸易逆差的减少和看得见的成果，若中国扩大对美国农产品、LNG、飞机等的采购，则美方有可能在关税措施上做出让步。然而，被视为“不公平竞争”原因的中国对国有企业的补贴、产业政策、市场准入的不对称性及强制性技术转让等问题均非短期交易所能解决，根本性整改前景渺茫。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可能会优先考虑可以量化的成果，而针对中国的制度改革与结构调整要求则可能保持被搁置的趋势。
技术领域方面，竞争可能会愈演愈烈。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战略性技术领域中对华技术封锁的必要性已成为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的共识。另一方面，预计中方也将为了赶超美国而在举国体制下坚持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由于中美技术竞争不仅涉及经济合理性，也与军事及地缘政治学因素紧密相关，因此，妥协余地有限。
在投资与金融领域，估计局部开放与相互警惕齐头并进的局面还将继续。中国很可能在金融服务、医疗保健等非战略性领域推进市场开放的同时，在能源、通信、基础设施等领域保持审慎态度。美方可能会在涉及高科技和安全保障的领域中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的同时，在其他领域预计仍将继续放宽管制。
Ⅶ．令人担忧的结构性不确定性
特朗普版G2的最大问题在于以下的结构性不确定性。
首先，该框架缺乏制度保障，中美关系的管理高度依赖于领导人个人的判断和领导人之间的关系。由于没有基于官僚机构和多边机制的常规协调机制，因此，政策的持续性和可预见性极差。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始终存在外交方针因总统言论或谈判结果而骤变的可能性，对中方而言，也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预期。
其次，政权更迭风险将进一步加剧这种不确定性。若2028年美国总统选举后民主党政府上台，则价值观外交和重视盟国的路线卷土重来、对华强硬立场再次占据主导的可能性无法否定。同样，中国也无法保证习近平体制后的领导班子会延续与特朗普总统达成的协议，国内民族主义舆论及精英阶层间的权力平衡都有可能制约对美政策。
第三，缺乏制度化的危机管理渠道会增加误判和偶发冲突的风险。中美军方在台湾海峡及南海的近距离接触蕴含着可能导致意外军事升级的潜在危险。
由此可见，特朗普版G2不应被理解为对中美对立进行制度性管理的框架，而应被视为一种为了协调两国短期利益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虽然领导人之间的交易型外交能带来暂时性紧张缓和，但因为缺乏制度化规则以及将第三国纳入协调过程的机制，所以无法保证双边关系与国际秩序的稳定性。
在这种环境下，第三国作为自保之策，有必要在降低对中美两大国依赖程度的同时，坚持多边主义，并加强与那些共享价值观和利益的国家之间的合作（注7）。日本能否与欧盟一起成为这个“第三轴心”的核心，正受到考验。
首次于2026年2月12日以日语发布。中文版于2026年5月13日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