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增长率(GDP实际增长率)从开始实施改革开放的1978年至2012年达到了年均9.8％，但是近期大幅度下降，今年第二季度只有7.5％，自去年第二季度以来，连续5个季度低于8％。对此，中国最权威的经济学家之一、去年卸任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现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的看法比较乐观，认为增长率下降只是由于周期性因素，经济一旦复苏，就可以中长期保持8％的增长。不过，这种看法恐怕还需商榷。
关键在于发挥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
林毅夫教授认为，中国只要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按照比较优势原则，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等方面积极促进经济发展，就有在今后继续保持8％的经济增长率的潜力("林毅夫回应质疑∶新结构经济学的要义"《FT中文网》2012年10月25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FT中文网》2013年8月28日)。其根据如下∶
首先，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在技术方面和产业方面的差距还很大，因此以技术革新带动产业升级，今后也将成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与已经拥有最先进的技术，必须依靠本国的研发能力来实现产业进一步升级的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直接投资等，引进发达国家现有的产业和技术。此举还可以压低研发成本等，正所谓一箭双雕。这就是所谓后发优势。
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也可以看出，中国仍然拥有很大的后发优势。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人均GDP，在2008年时还只有美国的21％，正好相当于日本1951年、新加坡1967年、韩国1977年与美国人均GDP的差距。日本、新加坡和韩国在其后长达20年的岁月里，经济增长率分别保持了9.2％、8.6％和7.6％的高水平。如果这些经验也适用于中国，那么中国从2008年起的20年期间，也有可能保持8％的潜在增长率。
其次，许多国家的经验都显示，越是按照符合本国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制定发展战略的国家，经济发展也就越顺利。要素禀赋乃至比较优势，都会随着经济发展而变化，为使它们能正确地反映在产业结构上，就需要政府在努力实现产业升级时，利用产业政策选择增长产业，通过基础设施等的公共投资，来支持企业。
中国在改善基础设施方面的余地还很大，迄今为止的经济刺激方案主要以建设高速铁路、港口和机场为中心，对城市地区的地铁建设、排水处理等环保方面的投资相对滞后。投资这些领域，对经济和社会的回报效果都会很好。推动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政府的力量，中国政府的财政情况良好，拥有充足的投资能力。
制约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被忽视
但是，林教授的分析没有充分考虑到制约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所以很有可能对中国经济的现在和今后的潜在增长率评估过高。
林教授认为，目前中国出现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只是源于经济周期的因素，并非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反映。但是从劳动力市场最近出现的"低增长下的劳动力短缺"情况来看，这种观点不得不令人生疑(参见图1)。具体来说，截至2010年，可以观察到当经济增长率上升时，求人倍率(招聘人数／求职人数)也上升，反之经济增长率下降时，求人倍率也下降。然而2010年以后，虽然经济增长率下降，但求人倍率反而上升，今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虽然只有7.5％，而求人倍率却高达1.07。这显示出，由于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和农村地区剩余劳动力消失(即所谓"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劳动力从过剩变为短缺，潜在增长率已经大幅度下降至低于7.5％的水平。
――显示出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和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林教授在比较了中日两国的发展阶段之后，认为中国今后20年仍然有可能继续高速增长。但是由于两国在劳动力供给方面有很大差异，因此把日本的经验套用于中国未必正确。实际上，日本的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从1951年至1970年年均增长1.9％，而中国从2011年至2030年预计年均减少0.4％(参见图2)。另一方面，与当时日本的抚养比率(非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下降相反，预计今后中国的抚养比率将不断上升(参见图3)。这意味着，与日本当时享受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不同，中国今后必须承受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负债。特别是伴随着抚养比率上升，预计中国今后的储蓄率将下降。因此，迄今为止的投资高增长态势将无以维继，林教授提倡的投资主导型增长战略将难以实现。
(1951－1970年的日本对比2011－2030年的中国)
(1950－1970年的日本对比2010－2030年的中国)
此外，中国的后发优势也会随着发展阶段接近发达国家而相应减少。鉴于这些情况，可以预计，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从现在的7％左右进一步下降，而不会回升到8％。
2013年10月7日登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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