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秋天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16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行了党的领导层的人事交接，随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人事也有了很大的调整。面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新的经济发展目标，各地出现了投资热，以至2003年下半年经济过热变得非常明显。政府为了实现经济的软着陆，迅速推出了紧缩政策，受其影响，中国经济正在步入调整阶段。因此，中国经济的变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来自中国政治体制上的原因，即在经济学或政治学上被称为"政治性景气循环"的周期因素的影响。
所谓政治性景气循环原本是经济学家William Nordhaus在论述有关美国总统选举与景气循环的关系时明确提出的一个概念。循环发生的原因在于执政党为了选举而实施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刺激经济景气。结果，经济景气在选举年达到顶点，但由于这样的宏观经济政策基本上难以持久，因此选举过后便不得不转而实施紧缩政策。因此，在选举之后经济景气就会恶化，并在下一次选举临近的时候再次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推动景气上扬。结果，以选举年为顶点的经济景气循环不断重复，这就是政治性景气循环理论所主张的。实际上，我们看一下从1976年到2003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就可以发现选举年的经济增长率平均值最高，选举两年以后最低这样一种四年周期现象（图1）。
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下，掌握政权的阶层并不是由国民选举产生的。但是，回顾一下过去30年的数据，不难发现景气周期与中国的政治日程的周期是连动的，换言之，经济增长的变动与共产党大会一样以五年为周期变动（图2）。自1976年到1993年间中国的年平均增长率为9.0％，相比之下，共产党大会召开的年份及其下一年的经济增长率平均分别为9.9％和10.7％，高于平均值，而以后的三年（距下一次党的大会召开的3年时间），分别下降为9.3％、8.7％和6.5％。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明显具有以下这一倾向：在召开党的大会的次年,经济增长率迎来高峰，而在党的大会召开前一年出现低谷。这种倾向近年来显得尤为明显。
中国经济的这种景气循环构成了一种政治性景气循环，而且其不断增强的原因可以说缘于中国政治体制自身的变化。由于在那些独揽大权的老革命家们退出政治舞台之后，新一代政治家个人的威信对政治体制的影响减弱了，因此在执掌政权的时候，国民支持的重要性相对增强了，从而在政权交替时很容易实施扩张性的经济政策。而且不仅中央如此，地方也是一样，作为考核和选拔干部的指标，所管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倍受重视，这也加剧了此种倾向。但是，财政的扩张和金融的放宽所带来的这种繁荣不久就会导致物价上涨等景气过热的现象产生，政府又不得不转而实施紧缩政策。这既是执政中期到执政后期经济增长放慢的原因，也是中国出现与美国同样的景气循环的原因。
从1976年算起，此次是第六次循环。按照这一观点看，中国今后的经济增长将放慢，并在第17次共产党大会召开的2007年上扬，在次年的2008年举办奥运会的时候再次迎来增长高峰。因此，政治性景气循环的观点，不仅在说明迄今的经济增长类型上是有效的，而且对于预测今后的景气变动上也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工具。
（出处）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出处）中国统计年鉴。
2004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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