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财政避免危机的条件
应表明支出与负担的最终目标

　　低生育率老龄化日益严重导致社会保障费用急剧增加，同时，税收陷入低于年支出一半的异常状况，日本财政处于危机状态。结果，政府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比越来越接近曾引发二战战败后急剧通货膨胀的战前高峰期(参见下图)。

图：急速膨胀的政府债务（与GDP比）

　　大多数持乐观态度的人从资产存量来看政府债务，认为"海外投资者持有日本国债的比例仅占大约7％，90％以上的国债都由国内投资者购买，因此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从资金流量来看，最近以来，包括短期国债在内的政府债务增加部分的30－50％都是海外投资者购买，海外投资者在日本国债市场的影响力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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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之前的定期国会上，包括消费税增税在内的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的相关法案获得通过，消费税率将从2014年4月增至8％，2015年10月提高到10％。但是增税5％只是"止血药"，在本质上日本财政并没有摆脱危机。

　　通过此次增税5％可以筹集大约12万亿日元的财源(1％的消费税率换算为大约2.5万亿日元)。如果不控制每年以超过1万亿日元的速度膨胀的社会保障费用，今后10年间社会保障费用将增加10万亿日元左右。而且由于债务余额急速扩大，即使利率水平不变，现在每年支付的9万亿日元左右的利息今后10年间预计将增加大约8万亿日元，总额高达17万亿日元左右。这样计算的结果，即便把此次增税部分纳入考量，在今后10年间，财政赤字也将从现在的大约44万亿日元扩大至50万亿日元以上。

　　内阁府在8月下旬的《经济财政中长期试算》中公布，即使此次实施增税5％，2020年度的国家与地方的基本财政收支(与GDP比)也仍然有3％的赤字。就是说，要想实现此前主要七国(G7)会议上承诺的"基本财政收支转亏为盈"，需要再增加6％的消费税。

　　然而这种似是而非的试算很有可能妨碍国民正确认识急剧增加的社会保障成本，导致"拖延解决危机"。这是因为，国内外许多研究推算表明，如果不控制社会保障费用，为稳定财政所需要的最终消费税率高达30％以上。

　　在这方面，美国亚特兰大联邦银行的R. Anton Braun的研究非常重要，根据他的推算，在社会保障费用急剧增加的情况下，为稳定财政，如果在2017年一步到位地增加消费税，最终税率为33％。如果再延迟5年到2022年才开始增税，最终税率将上升至37.5％。两者相差近5％，所以每推迟改革1年，为稳定财政所需的税率就上升1％。这就是"推迟改革的成本"，意味着越推迟提高税率的时期最终税率就越高，年轻一代及未来世代的负担也越重。

　　此外，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Gary Hansen教授等推算的最终税率为35％。一桥大学的小林庆一郎教授和笔者在合著中推算(机械试算)的2050年前后的消费税率为31％左右。这些研究显示出一个共识，如果不控制社会保障费用，20％的消费税率也不够，如果不更加提高税率，就无法维持财政。

　　然而在此次改革中，虽说受到政治上的制约，但"增税5％"的讨论却一路先行，对于最终应增税至百分之多少这一根本问题从来没有讨论，根本看不到国家的最终目标。这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态度，就好像还没讨论日本这只船应开往哪个港口就起航出海一样。或许有意见认为，连增税5％都需要相当大的政治能量，更何况在政治领域讨论增税20％以上，根本不可能。但是这样做只会提高上述R. Anton Braun的研究所揭示的"推迟改革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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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政界应向国民提示的主要选项有三个："高福利高负担"、"低福利低负担"和"中等福利中等负担"。但是社会保障改革之所以没有显出现实意义，是因为政界经常回避选择这一整体框架(福利和负担)的倾向强烈，传媒等的关注则立刻转向"细节"的讨论。

　　战略错误无法用战术挽回，关于细节的讨论再精密，只要关于整体框架的讨论不充分，像现在这样社会保障支出高于负担的状况得不到改善，改革最终就无法避免失败。

　　在讨论改革时重要的是"讨论的顺序"，也就是说，比起讨论年金制度设计等细节，更需要以"支出水平与负担相等"为前提，首先把支出水平和负担放在一起讨论整体框架。即使只是有些粗略的讨论，也应该按照最初先讨论整体框架，然后再讨论细节的顺序推进，最初应决定把社会保障的支出(＝负担)设定在什么水平。

　　整体框架讨论的出发点是不控制社会保障费用的"高福利高负担"的情况。政府和执政党有义务在近期将设立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国民会议"上，包括最终税率达30％左右的可能性在内，对为稳定财政所需的最终负担问题进行正式试算，并向国民公布。

　　在这一基础上，如果把不希望此次增税5％以上的"低福利低负担"作为选项进行探讨，也需要试算为稳定财政需要最终削减多少年度支出，并予以公布。一般认为，根据粗略计算，最终需要削减相当于大约20％消费税率的50万亿日元左右的年度支出。由于社会保障费用每年以超过1万亿日元的速度膨胀，所以削减年度支出大部分必须通过削减社会保障费用来实现。

　　现在，年金、医疗和护理等社会保障支出(100万亿日元)中有大约60万亿日元来源于保险费收入，其余的40万亿日元依靠国家拨款。削减这个国家拨款的相当大比例将是极为困难的工作。

　　如果认为"高福利高负担"和"低福利低负担"都不理想，剩下的选项就只有折中的"中等福利中等负担"。

　　即便是这个选项，消费税率超过20％的可能性也很大。欧洲的附加值税平均为20％，瑞典为25％，英国、法国、德国为20％左右。假设虽然最终税率需要30％，但把能够实现的消费税率上限设定在25％，那么在此次增税5％的基础上，2015年以后仍然需要追加增税15％(换算为消费税)，同时还需要削减相当于5％消费税率的12万亿日元的年度支出。

　　关于开始支付年金的年龄，看看欧美的计划(意大利69岁、英国68岁、美国和德国67岁)，日本也应该探讨提高年龄。此外还必须探讨加强年金征税，提高医疗和护理保险的自己负担比例等，推进社会保障的根本改革，把今后20年的自然增加额(20万亿日元以上)控制在一半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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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现在的状况是支付水平大于负担，所谓真正的政界主导应是讨论整体框架，并做出选择。虽然细节的讨论也很重要，但不是最开始要讨论的。整体框架的选择和坚决执行才是最重要的政界主导作用，是局部最佳且垂直结构的中央政府机关无法担当的，是最需要日本政界做出的决断。

　　此外，在进行选择时，毫无疑问，"正视未来世代的负担极限，尽可能在同一世代内由富人帮助穷人"的"改革理念"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现在已经到了政界"必须思考什么是正确的，而不是什么容易被人们接受"(德鲁克著《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