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70年前，有人对当时的日本财政感到危机，他就是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通过发行公债的积极财政政策使因陷入昭和金融危机而疲软的日本经济得到复苏，他因此而广为人知。这就是1931年至1936年的所谓"高桥财政"。
但是在这期间，财政赤字达到了年收入的大约40%，财政处于"借款还贷"的状况。高桥为了维护财政规则，于1935年实施了赤字公债和削减政府支出，却在次年的"2.26事件"中被暗杀。从此以后日本财政彻底丧失了财政规则，结果，最终付出了在战后几年期间物价暴涨、封闭存款和资产征税等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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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桥说："大量发行公债以后，至今没有出现弊端，反而对利率下降和经济复苏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因而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主张应继续不断发行公债，但这是一种无视欧洲大战后各国的宝贵经验的主张"。
我们可以发现，这段讲话与目前围绕日本财政的讨论"非常相似"。实际上，现在的日本财政，在90万亿日元的年支出中，有几乎一半(约44万亿日元)是依靠发行国债来维持的。虽然公债余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比已经逼近200%，但长期公债利率稳定在1%，认为"即使发行更多的公债也没有问题"的看法也大有市场。
另一方面，在欧洲，以南欧各国为中心再次爆发了财政危机，希腊的两年期国债的利率已经上涨到30%以上。然而即使如此，也可以听到"与国债持有人多是外国投资者的希腊不同，在本国人购买国债的日本不会发生财政危机"的声音。
不过，观察"国民储蓄"占国民总收入（GNI）的比例（从民间储蓄与政府储蓄的总和中减去固定资本消耗部分之后的净储蓄）的变迁可以发现，本国人购买国债的日本经济很可能已经接近极限。从泡沫经济破灭后的1990年以来，由于低生育率老龄化的进展，国民储蓄逐渐减少，2009年终于跌落为负值。可以称为"向下一代转移财富"的国民储蓄陷入负值（赤字），是因为政府储蓄的赤字幅度超过了民间储蓄（减去固定资本消耗）。
政府储蓄是指一般政府（国家、地方和社会保障基金）的政府收入（税收和保险费等）与建立健全社会资本等政府投资以外的政府经常支出的差额，一般来说，政府储蓄的赤字幅度相当于赤字公债的发行规模。
此时，根据储蓄投资恒等（IS恒等），可以导出"国民储蓄=（投资—固定资本消耗）+经常收支"这一等式（以下称"IS恒等式）。日本的国民储蓄是赤字，经常收支是盈余，显示出日本经济已经陷入无法维持资本库存（企业的生产设备、住房、堤坝、公路等基础设施的总和）的更新费用的状况（投资〈固定资本消耗）。
而且，日本的社会保障预算（年金、医疗和护理）促使政府储蓄的赤字幅度不断扩大。在社会保障支付额中，无法依靠保险费收入维持的部分用普通会计的公费填补，每年以大约1万亿日元的速度递增。公费填补的递增导致政府经常支出增加，因此如果不能充分保证财源，政府储蓄的赤字幅度就会扩大。
在政府储蓄中，国家财政收支始终以赤字为主，社会保障基金从1998年以来，地方也从2002年以来跌落为赤字，而且不能忽视的是，这几年有扩大的趋势。进而言之，如果受低生育率老龄化的影响，民间储蓄减少或维持原状，国民储蓄的赤字幅度就会持续扩大。这种国民储蓄的减少意味着资本库存真正开始被坐吃山空，可以设想，国内生产甚至会出现逐渐缩减的前景。
不过，2009年的国民储蓄之所以陷入负值，很可能是受到了2008年雷曼危机的影响。因此，如果从1980年以后的国民储蓄（与国民总收入比）变化中只抽出趋势的未来部分，就可以看出，虽然国民储蓄陷入负值的时期有若干不同，但正如下图中日本的"趋势变化"所显示的，到两年后的2013年将跌落至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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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其他主要国家的国民储蓄（与国民总收入比）的是怎样变迁的呢？从上图中各国的"趋势变迁"可以看出，在低生育率老龄化与日本同样严重的德国、法国、英国和韩国等国家，到2020年为止国民储蓄不会陷入负值。与此相比，至2020年为止国民储蓄跌落为负值的只有日本、美国和已经陷入财政危机的希腊这三个国家。
就美国来说，其他国家希望持有作为国际市场支付手段基准货币的美元和美国国债，使美国能够维持经常收支赤字，因此美国的国民储蓄即使跌落为负值，危害也比较小。也就是说，从前述IS恒等式来看，只要"国民储蓄的赤字幅度〈经常收支的赤字幅度"这一关系成立，就成为"投资〉固定资本消耗"，在民间就不会陷入无法维持资本库存的更新费用的状况。
但是，不是关键货币的日本和希腊却不同，尤其是经常收支盈余的日本，国民储蓄一直处于负值，意味着资本库存被坐吃山空。
日本为了维持资本存量，也可以动用过去积累的对外净资产（积累的经常收支）（或从外国借款）来填补国内投资。但是在这样做时，如果国内投资的收益率低于借款利息率，就意味着固定收入下降。此外，要想维持资本存量，需要与固定资本消耗相等的最低限度投资，但是当国民储蓄为负值时，如果强行要求IS平衡式"投资=固定资本消耗"，在世界经济中作为日本"财富"象征的经常收支就会变成赤字。
简言之就是陷入顾此失彼的两难境地，如果为了维持资本存量而扩大投资，经常收支就会跌落为赤字，如要避免经常收支赤字，资本库存就会被坐吃山空，国内生产就会不断缩减。如果选择前者，日本就会像财政危机严重的希腊那样，面临财政和经常收支的"双赤字"，日本经济将走向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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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可以长期置高达年支出大约一半的财政赤字于不顾是错误的，在不久的将来，发行目前规模的公债将达到极限，高桥前大藏大臣的如下谈话将具有现实意义："如果公债不能由一般金融机构等全部分担，而需要日本银行承揽的话，公债政策显然就会穷途末路，出现恶性通胀的弊端，国民生产力和消费能力也都将衰退，出现生活不安的状态。"
这种不可收拾的前景，日本曾经在战后经历过，不能重蹈覆辙。现在围绕日本财政的最大课题并不仅仅是缩小44万亿的财政赤字，而且还有每年以增加大约1万亿日元的速度持续膨胀的社会保障预算，如何提高预算效率，怎样确保稳定的财源等问题。如果能够通过财政和社会保障改革来改善财政收支，国民储蓄就应该可以再次恢复到正值。
在这个意义上，推进政府和执政党于6月30日提出的《社会保障与税制统一改革》案是极为重要的。不仅如此，我们还面临着东日本大震灾的复兴对策和福岛第一核电站的问题，这也需要进一步推进财政和社会保障改革。
政治斗争是政治的常态，但是在非常时期不允许有毫无意义的对立。希望政府和政党首先正视日本财政的现状，像大藏大臣高桥是清为了保护日本的长远利益而竭尽全力一样，在真正的意义上发挥政治挂帅作用。
2011年8月16日《日本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