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如累卵的财政规则
目前，执政党与在野党正在为“最快可能在今年之内”解散议会、进行大选展开激烈的攻防战。在最近的自民党总裁竞选中，重视以增税为中心进行财政重建的“财政规则派”、重视通过削减财政支出和实施结构改革实现经济增长的“涨潮派”、以及更为重视当前景气对策的“老凯恩斯”派等，唇枪舌战激烈争论。在财政规模方面，财政规则派定位于“强势政府”，涨潮派定位于“放权政府”，老凯恩斯派则定位于实施积极财政的“撒钱型政府”。
政党要想掌握政权就必须胜选。有人简单地认为，国民不要重建财政这剂“苦药”，所以实施撒钱型政策是捞取选票的最佳策略。但是现在国民希求的政策恐怕并非如此。国民已经发现，撒钱型财政在真正的意义上并不能引导日本经济走上长期稳定增长的轨道，无法形成给自己的晚年和下一代带来希望的社会保障。相反，很多有良知的国民强烈期待着彻底改革社保和税制，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
在目前的政局下，甚至有人提出，应把2006年纲要中确定的中期财政框架“至2011年初实现基础财政收支盈余”的承诺暂时冻结。处理发源于美国引起国际金融危机的次级房贷问题固然重要，但也有其他原因，使财政规则危如累卵。有人认为这其中存在迄今为止的结构改革疲劳，与国外的互信也呈现危险征兆。在主要发达国家中，日本拥有最高额的公共债务（对GDP比），重建财政已经不能再继续拖延。而且，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即将开始领取公共年金等社会保险。不容否认，若搞不好，此次决策有可能成为中长期财政破产的“导火索”。因此，本文将以财政赤字带来的效果和笔者于最近推算的财政破产概率为中心，再次论述财政规则的重要性。
财政赤字为什么成为问题？
首先谈谈财政赤字带来的效果。从经济理论上说，效果有正面也有负面。这个问题以家庭收支为例来考虑比较容易理解。年轻时工资较少，中老年期可以预计工资上升，这是日本传统的论资排辈工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很多家庭为了购买耐久消费商品住房而使用住房贷款。这在经济理论上称为“消费平均化”。即如果现在获得的工资低于将来，为了使家庭收支的一生效果达到最大，通过把将来工资增加的部分作为担保来借款，平均现在和将来的消费是合理的。
这一理论同样可以用于国家财政中赤字的作用。也就是说，如果可以预计将来的GDP高于现在，那么把将来经济增长的部分作为担保，以财政赤字这种借款形式来充当财政支出中必要的一部分财源是合理的。不过，这是当基本上可以预计GDP肯定增长时才能成立。近年公布的几个对将来实际GDP的推算，有很多对中期增长率的预测是负值。这种预测的背景，与现在日本越来越严重的低生育率老龄化造成存款率降低，人口减少导致劳动力不足密切相关。
如果这个推算正确，那么利用财政赤字借款，推进消费平均化的根据就被否定。与此相反，如果预测的是将来工资下降的合理的家庭收支，就应该进行“储蓄”以填补将来工资减少的部分，而不是借款。当然，也有意见认为，如果现在和将来的家庭收支是同一个家庭，现在借款，即使将来穷于还债，也只是先“得益”后“受损”，自作自受。但是，这种做法只限于利用财政赤字得益的一代人，与面临为还债而增税的一代人同龄。但是，现实是财政赤字（发行公债）与偿还之间，存在时滞和代际交替，因此财政赤字具有把负担推给下一代人的效果，也就是产生出受益的一代和受损的一代。不过，在经济理论上，作为反驳意见，也存在所谓“李嘉图等价定理”。即如果各代人都舍己利人，得益的一代人留下遗产与将来受损的一代人的负担相互抵消。可惜很遗憾，大阪大学的Charles Yuji Horioka教授及其他很多实证分析的结果，各代人都不那么舍己利人。
此外还有意见认为，如果公债是在日本国内处理的“内债”，从国家整体来看，既是“借款”，同时也是“资产”，因此不存在任何问题。这种意见也是无视同龄人家庭收支的特殊性。公债是家庭通过金融机关购买，在同龄人的家庭收支里，有持有以公债等金融资产为主要资产的家庭，也有没有资产的家庭。一般来说，拥有资产的家庭比较富裕，所以在偿还公债时广范围增税，会迫使以中产阶级家庭收支为中心的国民负担过重。这具有所谓反向收入再分配的效果。与此相反，为偿还公债，以通货膨胀或强化对公债等资产的课税，可以预想，将迫使以富裕家庭为中心的国民负担过重。无论哪一种做法，财政赤字都会在偿还公债时迫使特定世代负担过重。特别是财政破产，也就是依靠增税已经无法消除财政赤字时，就会发生超通胀和利率大幅度上升，那时国民生活陷入严重混乱状态。
正视财政破产概率46%的现实
如上所述，财政赤字在偿还公债时会迫使特定世代负担过重，而且，要避免将来给国民生活带来混乱的财政破产，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使基本财政收支变为盈余。为明确其范围，这里想介绍一下笔者的推算。
要理解这个推算结果，“概率”的概念是关键。将来的经济增长达到什么程度？谁也不知道准确的情况。这是因为即使是财政赤字，如果经济增长高于借款利率，公共债务额（对GDP比）就不会膨胀，不会发生任何问题。但在现实的前景中，经济增长率有时高于长期利率，有时低于长期利率，这是实际情况。关于这一点，在小泉政权时期，以哈佛大学的曼求（Mankiw）教授等人的论文为基础，围绕增长率和长期利率哪个高这一议题，在竹中总务大臣（当时）与东京大学吉川教授之间进行了争论，即所谓“增长率与利率争论”。但是重要的论点并非平均哪一方较高的问题，而是长期利率高于增长率的可能性达到一定的“概率”。
鉴于此，笔者根据从1966年到2005年的经济增长率和长期利率的数据，通过蒙特卡罗（Monte Carlo）方法的5000个模拟，以不同的基本财政收支（PB）前景为前提，推算了财政破产概率（数年后公债额（对GDP比）超过250%的概率），结果如下图。按同样方法推算主要发达国家发现，除意大利以外，在基本财政收支为零的前景下，50年后的财政破产概率为不满3%。另一方面，下图中日本50年后的破产概率为30%左右。这是基本财政收支（对GDP比）为零的宽松前景下的数值。实际上，2006年国家和地方合计的基础财政收支（对GDP比）大约为—3%，如果以这个前景评估，按照现状，25年后的财政破产概率高达46%。要想把财政破产概率降低至主要发达国家平均值的不满3%，必须把基本财政支出（对GDP比）切实转变为盈余。即决不能放宽财政规则。现实是严峻的，重要的是我们以此为出发点展开政策讨论的态度。
改革的主要对象是社保和税制的彻底改革，要求强有力的政治领导
不管怎样，正如很多国民已经感觉到的一样，改革的主要对象是社保和税制，并要求应对经济全球化的经济增长战略和结构改革。在当前的政局下，执政党和在野党有义务和责任向国民提出包括社保的支付和负担选项、以及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战略和结构改革在内的大政方针，并围绕政策展开讨论。近年，出现了动摇国民生命与健康的医疗事故和儿科、妇产科等医生严重不足等问题，也有意见认为削减财政支出已经到达极限。为了保护没有选举权的将来一代人的利益，需要不逃避增加消费税的现实，发挥推进社保和税制彻底改革的强有力的意志和政治领导作用。面临解散议会和大选，应在真正意义上为国民积极开展政策争论，作出具有说服力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