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序
中国自1980年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以来，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起初，少子化的速度（少儿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下降）超过了老龄化的速度（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上升），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持续增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显现。然而，后来老龄化的步伐超过了少子化的速度，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在2007年达到顶峰后开始下降。
少子老龄化已经制约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要解决这一问题，除了鼓励生育和延迟退休等增加劳动力的措施以外，还需要通过加速创新和产业升级提高生产率。一般来说，少子老龄化这一现象只出现于发达国家，但中国却要在尚未实现富裕之前就不得不面临这一严峻的挑战。
日本先于中国进入了少子老龄化阶段，2020年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与1990年前后的日本相似。1990年以来，日本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少子老龄化也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通过比较中日两国的人口动态，探讨中国可以借鉴日本的哪些经验（注1）。
II.出生率的下降与人口的减少
中国的出生率正以高于日本的速度下降。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始于198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等人口控制政策，以及不婚、晚婚的趋势和家庭平均育儿数下降等。1980年至2020年期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从1.75下降到1.29（注2）。相同时期，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2.74下降到1.28，低于日本。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位推算值，下同），中日两国的总和生育率未来也不会恢复，将保持在一个较低水平（图表1）。
随着出生率下降，日本的总人口正在减少，中国也即将步入这一阶段。日本总人口在2009年达到峰值1.28亿，2020年下降到1.25亿，根据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将减少到1.04亿。中国总人口从1980年的9.82亿增加到2020年的14.25亿，而根据联合国的预测，2021年将达到峰值14.26亿，之后开始下降，2023年将被印度超出，预计到2050年将减少至13.13亿（图表2，参见印度人口动态BOX）。
III.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中日两国出生率的下降不仅抑制了人口增长，而且还大大改变了人口的年龄结构（图表3）。
根据14岁以下少儿人口、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这一分类，日本1980-2020年的少儿人口比例从23.1%降至11.9%，而老年人口的比例从13.1%骤增至35.4%，显示人口老龄化速度超过少子化速度（老年人口比例与少儿人口比例之和的"非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从1980年的63.8%降至2020年的52.6%（峰值为1968年的65.9%）。
而在中国，1980-2020年，少儿人口比例从36.1%下降到18.0%，而老年人口比例则从6.9%上升到17.8%。最初，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从1980年的57.0%上升到2007年的69.2%，反映出少儿人口比例下降的速度快于老年人口比例上升的速度。然而，此后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少儿人口的下降速度，到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回落到64.1%。这意味着支撑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现在已经变成了人口负利。
2020年中国少儿和老年人口比例均相当于日本1990年的水平，而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相当于日本1989年的水平。因此，2020年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与1990年前后的日本相似。
未来中日两国的少子老龄化将进一步加剧。根据联合国预测，2050年日本少儿人口比例将下降到11.1%，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到45.2%，而老年人口比例将进一步上升到43.7%。中国的少儿人口比例也将下降到11.4%，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到49.7%，而老年人口比例将上升到38.8%。
IV.不断增加的中位年龄人口与预期寿命
1980-2020年期间，日本和中国的人口中位年龄分别从31.6岁上升到48.0岁和从20.8岁上升到37.4岁，少子老龄化加剧（图表4）。2020年中国的中位年龄低于日本10.6岁，相当于日本1991年水平。根据联合国预测，2050年中国的中位年龄将达到50.7岁，与日本（53.6岁）的差距缩小至2.9岁。
导致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平均寿命延长带来老年人口的增加：1980-2020年，日本和中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分别从76.1岁增加到84.7岁和从64.4岁增加到78.1岁（相当于日本1986年的水平），两者的差距从11.7岁缩小到6.6岁。根据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中国的平均寿命将提高到83.8岁，接近日本的水平（88.3岁）（图表5）。
V.保持长期增长的措施
在经历了战后经济高速增长之后，日本的增长率自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不断下降，而中国在进入2010年代以来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两者都反映出由供给方因素决定的潜在增长率的下降。特别是由少子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减少和储蓄率（乃至投资率）下降抑制了增长。为了保持增长速度，除了提高出生率和劳动参与率之外，还需要促进生产率上升。
日本试图通过鼓励生育、促进妇女就业和延迟退休确保劳动力。其中，鼓励生育并没有阻止出生率的下降，但促进妇女就业和延迟退休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效果。而中国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原本已经很高（虽然法定退休年龄较低），进一步提高的空间有限，因此放宽生育限制和延迟退休是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的关键。
首先，在生育限制方面放宽独生子女政策。2013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决定如果夫妇双方或者其中一方为独生子女，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此后，2015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决定废除独生子女政策，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修订《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16年1月1日起实施。此外，2021年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允许一对夫妻生育三个孩子。随后，同年8月2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将这一政策纳入其中，并于同日开始实施。然而，尽管独生子女政策逐渐放宽，但中国的出生率并没有恢复。鉴于问题的严重性，在可见的未来，生育限制很可能会被全面废除。
在延迟退休方面，“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已经将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列为政策课题。中国现行的法定退休年龄是男性60岁，女性干部55岁，女性工人50岁。这一标准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根据平均寿命、工作条件和就业方式等多种因素决定的。然而，随着少子老龄化的加剧，劳动力供应减少，平均寿命延长，养老金财源出现严重不足。如果在延迟退休的同时，实施延长养老金缴费期限和提高养老金领取年龄等措施，将有助于改善养老金财政的收支平衡（注3）。
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情况下，日本和中国的储蓄率（储蓄在GDP中的占比）分别从1991年34.1%和2010年50.7%的峰值下降到2021年的24.6%和45.7%（图表6）。由于大部分投资来自国内储蓄，两国的投资率（资本形成在GDP中的占比）也随着储蓄率的下降而降低。投资放缓意味着资本积累的停滞，像劳动力减少一样，这也是导致中日两国的潜在增长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需要通过加速创新和产业升级提高生产率。
(资料来源)中国的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22》；日本的数据根据内阁府《国民经济统计》，由作者制作
然而，日本由于结构改革受挫造成经济长期停滞不前。例如，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中，第一支箭“大胆的货币政策”和第二支箭“灵活的财政政策”取得了成功。有效求人倍率一度超过了1980年代末的经济泡沫时期，实现了充分就业。另一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导致巨额的政府负债，长期的低利率政策让许多本应被淘汰的“僵尸企业”保留下来。加之第三支箭“刺激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以失败告终，安倍经济学的实施并未带来潜在增长率上升（图表7）。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厚生劳动省有效求人倍率的资料和内阁府实际GDP资料制作
日本的经验表明，以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为主的需求刺激措施只会产生暂时性效应，而供给方改革对于保持增长至关重要。中国为了避免步日本的后尘，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发挥民营企业的活力，同时通过引进海外技术，展现后发优势。但是，随着国内回归公有制，中美经济在对外关系上的脱钩，政府产业政策的重点反而置于发展国有企业和强化自主发展的能力，这条恢复增长之路将充满荆棘。
BOX 印度的人口动态
印度总人口从1980年的6.97亿增加到2020年的13.96亿。根据联合国预测，2023年将超过中国跃居世界第一，到2050年将达到16.7亿人口，比中国多3.57亿。
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看，1980-2020年期间印度0-14岁少儿人口比例从39.5%下降到26.1%，而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从6.3%上升到10.2%，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从54.2%上升到63.7%。2020年印度的人口年龄结构与1990年代后期的中国相似。根据联合国预测，随着老龄化的速度超过少子化的速度，印度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在2029年达到峰值之后开始逐渐下降（见图）。
（占比、%）
2020年印度人口的中位年龄为27.3岁，比1980年的19.0岁有所增加，但仍然比中国年轻10.1岁。根据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到38.1岁，与中国的差距反而会扩大到12.6岁。
此外，2020年印度人口平均寿命已经从1980年的53.6岁（比中国低10.8岁）上升到70.2岁（比中国低7.9岁）。根据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将达到77.9岁，与中国的差距缩小到5.9岁。
2022年10月28日登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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