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人口普查所反映的中国经济问题
——聚焦劳动力减少和地区间人口移动

　　2021年5月11日，中国发布了2020年实施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人口普查”）结果（注1、注2），中国人口的规模、年龄构成、性别构成、地区分布、城乡间和地区间的人口流动状况等趋于明了。将第七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与2010年实施的人口普查结果进行比较，就能看到在过去10年中，中国出现的少子老龄化、人口流动趋于活跃等动态变化（图表1）。

（注1）各项数据包括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现役军人，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
（注2）由于各地区数据不包括现役军人（2010年为230万人，2020年为200万人）和难以确定常住地人口（2010年为465万人），所以各地区比重合计不等于100%。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制作

　　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2020年中国总人口为14亿1778万人，比2010年的13亿3972万人增加了7206万人（+5.4%）（注3）。2010年到2020年的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53%，略低于从2000年到2010年的0.57%（注4）。

　　从人口性别构成来看，2020年中国男性人口为7亿2334万人，女性人口为6亿8844万人，分别占总人口的51.2%和48.8%。人口性别比（指平均100名女性所对应的男性人口数量）为105.1，基本与2010年持平。2020年，人口出生性别比为111.3，较2010年低6.8，但仍大幅高出105（±2）的正常水准。这意味着将来会有许多成年男性无法结婚，并成为出生率下降的原因之一。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逐步放宽，2016年开始全面放开二胎。中国新生儿数量因此在2016年和2017年分别超过1800万人和1700万人，较政策实施前分别增加了200多万人和100多万人，但从2018年起又开始下降，2020年仅为1200万人。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影响，2020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3，远低于长期保持一定人口水平所需的人口替代率。由于今后出生率不太可能大幅增加，所以中国总人口减少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注5）。中国人口经济学权威、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蔡昉预测，这一转折点将在2030年前到来（注6）。

　　从各年龄段的人口构成来看，由于放宽了生育限制，少子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但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剧，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减少。

　　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2020年儿童人口（0-14岁）为2亿5338万人（占总人口的17.9%），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为8亿9438万人（占总人口的63.4%），老年人口（60岁以上）为2亿6402万人（占总人口的18.7%）。老年人口中，65岁以上的为1亿9064万人（占总人口的13.5%）。 中国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8.8岁。

　　与2010年相比，2020年儿童人口增加了3092万人（比重上升1.3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4524万人（比重下降6.8个百分点），老年人口增加了8637万人（比重上升5.4个百分点）。儿童人口的增加反映了独生子女政策放宽后出生率的暂时上升，但这种情况是否会持续还是一个未知数。如果出生率没有大幅提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和老年人口比重上升的趋势将会继续。

　　农村地区由于以年轻人为主的劳动力大量外流，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2020年，农村地区60岁和65岁以上的人口比重分别为23.8%和17.7%，比城市地区高出8.0和6.6个百分点。再加上农村地区的养老保险制度还不完善，老龄化问题比城市地区更加严重。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老年人口比重上升，这意味着劳动力供应的减少。加上由于老年人口的储蓄率低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储蓄率，这种人口动态变化会导致以家庭为中心的全国储蓄率的下降，而资金短缺造成的投资（资本存量扩大）放缓，会与劳动力减少一同成为降低潜在增长率的重要因素。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从2010年以前的10%左右降到6%左右，预计今后还会进一步下降。

　　尽管中国劳动力在数量上有所减少，但随着人口平均教育水平的提高，劳动力的质量有所上升。拥有大学以上学历的人口比重从2010年的8.9%上升到2020年的15.5%。而且这10年，15岁以上人口接受教育的平均年数从9.08年上升到9.91年，文盲率则从4.1%下降到2.7%。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人口红利”变为“人口负利”， “人才红利”正逐步成为从供给方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人口重心伴随经济活动从北向南转移 近年，中国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但南北差距不断扩大。人口移动也从以往的“由西向东”变为“由北向南”。因此，在研究中国的经济活动和人口分布时，不仅要考虑原有的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划分，还要考虑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注7）。

　　从以往的地区分类来看，中国人口一直在向东部地区集中。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各地区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分别为：东部地区39.9%，中部地区25.8%，西部地区27.1%，东北地区7.0%（注8）。与2010年相比，东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增加了2.1和0.2个百分点，而中部和东北地区分别降低了0.8和1.2个百分点。

　　从南北人口分布来看，中国人口的移动方向与经济中心从北向南的移动方向相同。从2010年到2020年，南方的人口比重从57.4%上升到59.1%，GDP比重从57.1%上升到64.6%；而北方的人口比重从42.1%下降到40.8%，GDP比重从42.9%下降到35.4%（注9）。而且，在过去10年中，各省对名义GDP变化的贡献率也与对人口变化的贡献率一样，“南高北低”的趋势越发明显（图表2）。

（注）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GDP数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制作

　　对人口变动较大的广东省和东北三省（黑吉辽）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从2010年到2020年，广东省的人口增加了2171万人，达1亿2601万人；而东北三省的人口减少了1101万人，降至9851万人，跌破了1亿大关。而且，2020年广东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为68.8%，高于东北三省（辽宁63.2%、吉林65.2%、黑龙江66.5%）；而老年人口比重（12.4%）远远低于东北三省（辽宁25.7%，吉林23.1%，黑龙江23.2%）。

　　有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腾飞，即“中国奇迹”建立在计划经济时代奠定的基础之上。然而，作为计划经济时代工业基地的东北三省，在过去的40年里经济始终停滞不前，反倒是后来居上的广东等省份通过率先实施对外开放和市场化发展迅猛。因此，“中国奇迹”更为确切的理解应该是另起炉灶的结果。

　　中国人口地区分布的变化，主要反映了许多农村地区的居民进城打工的现象。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城镇人口为9亿199万人，占总人口的63.9%（即以常住人口计算的城市化率）；农村人口为5亿979万人，占36.1%。与2010年相比，城镇人口增加了2亿3642万人，农村人口减少了1亿6436万人，以常住人口计算的城市化率上升了14.2个百分点。

　　然而，按照户籍计算的2020年城市化率为45.4%（2021年5月10日公安部新闻发布会（注10），仍然远远低于以常住人口计算的城市化率。 这说明，许多农民工进城后，户籍仍然留在农村。2020年，流动人口从2010年的2亿2143万人增加到3亿7582万人，其中约有2亿4900万人从农村移居城市（注11、注12）。

　　由于现行户籍制度的制约，大量农民工及其家人进城后在许多方面受到不平等待遇。由于他们没有城市户籍，在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等方面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务。中国原本就存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由于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又出现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差距。

　　由于中国人口出现了以上动态变化，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如何应对少子老龄化和人口流动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政策问题。主要对策包括从限制生育转变到鼓励生育、延长退休年龄、改革养老保险制度以及放宽城市户籍等。

　　首先，采取少子老龄化对策。从2021年开始的第14个五年规划提出：①在完善老年人服务体系和健全婴幼儿发展政策的同时，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准；②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③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将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率提高到95%（2020年的实际比率为91%）。

　　其中，要实现适度生育水准，就必须进一步放宽生育限制。2021年5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此外，还要实施鼓励生育政策。参考其他国家经验，预计会包括：进一步完善幼儿园等育儿支持措施，通过降低住房和子女教育费用等来推动实现适龄人群结婚生子的愿望，扶持多子女家庭，开展工作方式改革来改善双职工家庭育儿环境等。

　　其次，由于平均预期寿命与现有退休年龄（男性60岁、女干部55岁，女职工50岁）之间的差距扩大，延迟退休年龄是增加劳动力供应的一个有效途径。同时，中国年轻人进入大学和研究生院的升学率不断上升，开始工作的平均年龄因此推迟。退休年龄不变的话，一生平均工作年限就会变短。为充分发挥高等教育人才的能力，也应延迟退休年龄。

　　再次，必须开展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现行制度分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前者的参保对象是在城市工作的企事业单位职工、个体户、公务员等；后者的参保对象是拥有城镇户口的非从业人员和农村居民。与前者相比，后者的养老金额较低，尤其对农村居民而言，退休生活无法得到充分保障。而且，养老保险制度整体存在资金积累不足的问题，这需要政府长期提供财政补助。为改善养老保险财政的收支平衡，配合延迟退休年龄，应延长养老保险费缴纳年限，并提高支付养老金的起始年龄。

　　另一方面，要应对流动人口问题，就必须推动户籍改革。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需根据城市规模大小，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具体而言，①放开中小城市户籍的同时，严格控制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特大和超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②2020年前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③建立居住证制度，建立健全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这些目标基本已经实现，今后的焦点将集中在如何放宽人口500万以上特大和超特大城市的落户政策上。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不仅能通过促进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转移，提高整个国家的生产率，也是消除农民工的不平等待遇，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2021年6月7日登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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