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摩擦的深层原因
——与日美摩擦的异同点

　　2017年特朗普执政后，中美摩擦愈演愈烈，这不禁让人想起延续至1990年代中期的日美摩擦。在这两次摩擦的背后，存在着以贸易不平衡为主的“经济之争”、以特殊论为主的“体制之争”以及以威胁论为主的“霸权之争”这三个相同原因。然而，这些原因在中美摩擦和日美摩擦中的相对重要性大为不同（图1）。在日美摩擦中，虽然也出现了日本特殊论和日本威胁论，但摩擦的中心始终是贸易不平衡。与此相比，中美摩擦的中心已经从贸易不平衡转向了中国特殊论和中国威胁论。

（资料来源）笔者制作

　　从2000年开始，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伙伴国（图2）。1991年，美国对日贸易逆差是其对全球贸易逆差总额的65.5%，但随着日本采取将汽车出口转为在美国当地生产等措施之后，2019年已降至8.1%（请参考BOX）。与此相比，2019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是其对全球贸易逆差总额的40.5%（峰值2015年为49.3%）。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U.S. Census Bureau制作

　　美国的贸易不平衡，一方面反映的是其国内一直存在的过度消费（=储蓄不足：投资＞储蓄），而另一方面，反映的是目前中国处于与日本当时相同的过度储蓄（储蓄＞投资）状态。美国为维持其过度消费，通过来自海外（当时以日本为主，现在以中国为主）的资金（贷款）填补贸易赤字。

　　同时，中美摩擦与日美摩擦也存在差异。

　　首先，美国和日本当时都是发达国家，两国在包括汽车在内的许多行业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经济结构为竞争关系。相比之下，目前中美两国的经济结构为互补关系。美国从中国进口附加值较低的消费品，向中国出口飞机等附加值较高的资本品。竞争关系往往导致零和博弈，互补关系却意味着双赢。

　　其次，当时日本对美出口的主要是日本企业，而目前在中国对美出口中，美国等在华外资企业占了相当的份额。所以，中国对美出口中，包括大量美国企业的“逆向进口”。因此，中美贸易摩擦不仅反映了两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同时也具有“美美摩擦”的特征。这意味着，有不少与中国利益一致的美国公司，反对美国政府对华采取强硬措施。

　　许多美国公司从对华贸易中获益，是抑制中美摩擦的一个因素。所以，与日美摩擦不同，贸易不平衡其实并不是中美摩擦中的焦点问题。

　　比较中国特殊论和日本特殊论，与日本当时相同，中国现在也被指责是不遵守市场规则、进行不公平竞争的国家。但两者也存在差异，日本特殊论主要停留在经济领域，中国特殊论还涉及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

　　可以从《日美结构协议》（1990年6月最终报告）中美国向日本提出的以下6点要求，了解当时日本特殊论的主要内容。

1. ① 为改善日本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平衡，扩大公共投资。
2. ② 纠正内外价格差异等市场问题，改革价格机制。
3. ③ 通过修改《大店法》等，改革流通制度。
4. ④ 通过土地政策改革，纠正地价偏高问题。
5. ⑤ 纠正企业系列化带来的封闭。
6. ⑥ 纠正垄断等排他性商业行为。

　　美国在经济领域提出的中国特殊论，主要表现为针对中国没有充分履行加入WTO时承诺的批评，具体如下（注1）。

1. ① 政府一边标榜市场经济，一边大范围地介入市场。
2. ② 政府通过行政指令，控制资源（土地、劳动力、能源、资本）的配置及其价格。
3. ③ 党和政府加强对国有企业的控制。
4. ④ 政府实施五年规划、“中国制造2025”等产业政策，对特定产业和企业提供补贴。
5. ⑤ 政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足。

　　对于中美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2020年7月2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加州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的对华政策演讲中鼓吹中国特殊论，他认为“不能把中国当作一个正常国家看待”（注2）。其依据是中国共产党体制是建立在马列主义基础上，信奉极权主义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长期以来抱有实现共产主义霸权的野心。根据这一认识，蓬佩奥表示，不能继续忽视中美之间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差异，“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共产中国，共产中国就会改变我们”。

　　美国在1980年代到90年代曾经一度盛行日本威胁论，而现在中国威胁论大行其道。当时的日本威胁论与日本特殊论一样，都仅限于经济领域，而现在的中国威胁论则延伸到了意识形态和安全领域。

　　中国认为美国发动贸易战的真正目的，是为了防止中国挑战其霸权地位。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在评论文章中指出，美国外交政策中有一个“60%定律”：当另一个国家经济规模达到美国的60%，并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甚至有快速赶超美国的可能之时，美国就一定会将其定为对手，千方百计地遏制住对手的成长（注3）。与日本过去一样，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正在快速追赶美国。1995年正当日元走高，日本的GDP规模一度高达美国的70%以上；2019年中国的GDP规模也已达到美国的68.7%。与当年的日本一样，中国现在也成为美国打压的对象（图3）。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October 2020制作

　　泡沫经济时期，日本GDP增长迅速（尤其以美元计价），不仅人均GDP超过美国，而且股价和房价飙升。据说当时东京23区的地价超过了整个美国全国地价总和。1989年，全球市值前50名的企业中有32家是日本企业（注4）。加上日元升值，日本资金席卷全球金融市场。索尼收购哥伦比亚电影（1989年9月），三菱地产收购洛克菲勒集团（1989年10月）最为典型。随着日本成为经济超级大国，日本威胁论开始频繁出现在美国媒体报道中。美国《商业周刊》（1989年8月7日号）发表的美国民意调查中，有68%的受访者认为，与苏联的军事力量相比，日本的经济实力会对美国未来构成威胁。

　　与当时集中于经济问题的日本威胁论不同，现在美国认为中国在意识形态和安全方面也对其构成威胁。具体体现在2020年5月20日，白宫发布的题为《美国对华战略方针》报告之中（注5）。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对“尊重追求生命、自由、幸福等所有人权”的美国基本价值观发起挑战。中国开始宣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优于欧美发达国家，并通过对其进行发展和完善，推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干涉他国内政，并利用媒体宣传等手段扩大国际影响力。

　　其次，在安全领域，近年中国的军事力量发展迅速，其军事行动对美国及盟国和伙伴国的利益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并对全球商业和供应链造成了负面影响。具体而言，第一，中国在黄海、东海、南海、台湾海峡、中印边境地区开展挑衅性、强制性军事活动和准军事活动。第二，中国通过军民融合战略提升解放军的先进技术研发能力。第三，中国正试图控制全球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中国政府通过《国家网络安全法》，与华为、中兴通讯（ZTE）等公司开展合作，获取他国数据。

　　该报告以上述内容为依据，呼吁美国必须继续向中国施压，并与同盟国和伙伴国开展合作，共同对抗中国威胁，保护美国利益。

　　中国在意识形态、政治体制以及安全领域与美国的对立越发鲜明。然而，日本是美国的同盟国，属于西方民主主义阵营，所以在这些领域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因此，日美摩擦自始至终都围绕着经济问题。1995年之后，随着日本经济在泡沫经济破灭后陷入长期低迷，日美贸易不平衡开始相对缩小，日美摩擦逐渐趋于平息。相比之下，中美摩擦已经超出了经济之争的范畴，体制之争和霸权之争的色彩越发浓厚。双方妥协的余地有限，矛盾也难以解决。

　　特朗普执政后，中美贸易战爆发，有人担心两国可能会走向修昔底德陷阱（新兴大国与既有大国之间争夺霸权，以战争告终）（注6）。能否圆满解决中美摩擦，避免最坏情况的发生，对于即将上台的拜登新政府来说，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