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新冠疫情蔓延,中美之间的对立从经济摩擦扩大到整个外交领域。2017年特朗普执政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从以往的“接触”转向旨在切断中美经济关系的“脱钩”。脱钩的范围也从贸易扩大到直接投资、技术以及金融领域。对华政策更成为11月美国总统大选的焦点之一,大选结果对于未来中美关系的影响备受瞩目。
1. 中美关系因疫情蔓延进一步恶化
新冠病毒最先在中国出现,随即迅速蔓延到世界各地,其中美国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最多。美国要求中国为此承担责任,同时也警惕中国试图利用疫情扩大自身的影响力。
1)美国追究中国疫情责任
特朗普总统认为中国对于疫情蔓延负有以下责任(注1)。
由于中国隐瞒“武汉病毒”真相,导致病毒向全球扩散,引发全球大流行,夺走了10多万美国公民和全球100多万人的生命。中国当局在发现病毒时,未履行向世界卫生组织(WHO)通报的义务,却向WHO施压,误导世人,造成无数人丧生和极其严重的经济损失。(中略)中国允许感染者自由前往欧美等国旅游,所造成的死亡和破坏难以估量。
对此,中方作出如下反驳(注2)。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政府及时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全力遏制疫情扩散蔓延,有效切断了病毒传播链,为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受到国际社会普遍赞誉。据《科学》杂志研究报告估计,中方采取的措施使中国减少了超过70万的感染者。
事实是最好的回答。中方于1月23日关闭了离开武汉的通道,1月24日至4月8日武汉没有商业航班,也没有列车离汉。这既包括了从武汉到中国其他城市,当然也包括了从武汉到其他国家。美国三大航空公司于1月31日即宣布停飞中美之间直航航班,美国政府2月2日全面禁止中国公民和过去14天到访过中国的外国人入境。不知道何来让感染者“自由旅行”一说?
中美两国谁无能、谁应对不力,还是让数字说话吧。美国目前(2020年6月1日)确诊、死亡病例分别超过180万、10万,是中国的约22倍。
向中国“甩锅”赶不走病毒,更救不了病人。我们奉劝美方那些仍想把病毒标签化、政治化的人,把心思和精力放到抗击国内疫情上。
特朗普总统坚持追究中国责任的目的,也许是为了逃避舆论对于“政府抗疫失策导致美国成为全球感染最为严重国家”的指责,但未能得逞。2020年7月29日至30日,美国ABC新闻和益普索公司开展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6%的美国受访者表示对特朗普的抗疫对策不满,这个数字明显高于表示满意的34%(图1)。 此外,Dalia Research的民意调查显示,在除美国和日本以外51个国家和地区,认为中国抗疫措施比美国得力的受访者占多数(注3)。

2)愈演愈烈的中国威胁论
美国新冠疫情爆发后,公众对于中国崛起对美国形成威胁的警戒有所提高。
首先,中国最先爆发新冠疫情,但由于采取了城市封锁等严格措施,经济活动比美国等其他国家早先恢复。2020年第二季度的GDP实际增长率(同比),中国为3.2%,大大高于美国的-9.1%(第一季度中国增长率为-6.8%,美国为0.3%)。中美增长率差距会比新冠危机前进一步拉大,而且这种情况会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持续。因此,中美GDP逆转较预期提前的可能性增大。
其次,由于疫情蔓延,美国医疗设备和药品大量短缺,不得不增加从中国的进口量。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民众越发担心如果中国在紧急情况下拒绝向美国提供战略物资,美国的安全就可能受到威胁。于是,关于政府应该鼓励美国企业把生产基地从中国移回国内的讨论越来越多。
此外,中美之间的“体制之争”也是两国发生冲突的原因之一,这次在疫情防控对策上,大幅限制个人权利的“中国模式”领先于尊重个人权利的“美国模式”。中国的新冠疫情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控制,而美国的疫情还在继续蔓延。
最后,中国试图通过这场疫情来增强国际影响力。美国在新冠疫情爆发后,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的姿态,不仅没有迅速向其他国家提供援助,还决定退出WHO。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主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医疗援助,增加了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
贝塔斯曼基金会、德国马歇尔基金(GMF)和蒙田研究所在2020年5月对法国、德国和美国进行的一项民调发现,三个国家的受访者普遍认为,经历这场疫情之后,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明显下降,而中国的影响力显著增加(注4)。具体而言,法国、德国和美国分别有28%、20%和14%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最具影响力国家,这些数据较2020年1月调查有大幅上升(法、德、美分别为13%、12%和6%)。
部分专家认为,新冠疫情是决定中美争霸的关键。对此,美国前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和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战略倡议主任拉什-多希(Rush Doshi)认为(注5)。
华盛顿方面疫情防控失策,而行动迅速的北京正试图将自己定位为全球疫情防控的领导者。北京举措果断,除大力宣传本国体制的优势和向其他国家提供援助外,还竭力引导外国政府的政策方向。北京最初试图隐瞒疫情,确实导致了世界许多地区陷入痛苦危机。尽管如此,北京方面非常清楚“如果世界认为中国是领袖,华盛顿既没有能力也缺乏意志”,就可能从根本上改变21世纪世界领袖之争的结果。(中略)1956年,英国干涉苏伊士运河事件的失败,使大英帝国的衰落暴露无遗,英国的全球霸权从此一去不复返。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应该认识到,如果不妥善处理当前局势,“疫情很可能成为美国的苏伊士时刻”。
2. 从经济摩擦到全面对立
长期以来,中美对立主要集中在经济问题上,但由于这次疫情爆发,对立扩大到包括香港、台湾、南海和新疆,甚至包括间谍活动、政治宣传等整个外交领域。
1)《香港国安法》生效
为平息2019年香港反对修改《逃犯条例》示威游行以来的政治风波,中国在2020年5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决定制定《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该法案,禁止一切恐怖主义、分裂国家、推翻政府、与外国势力勾结的活动,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该法还规定,在香港设立具有广泛权限的治安机构,并可在中国大陆对个案进行调查和审议。
正如以下七国集团外长声明中所说(注6)。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中国主导制定《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
我们——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的外长以及欧洲联盟高级代表,强调我们严重关切中国做出的向香港强行施加《维护国家安全法》的决定。
这一决定既不符合《香港基本法》,也不符合中国根据在联合国备案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中英联合声明》的原则所做出的国际承诺。拟定的《维护国家安全法》将可能严重损害“一国两制”原则和该地区享有的高度自治。它将可能对促使香港多年繁荣和成功的体系造成危害。
进行开放的辩论、与利益相关方磋商并尊重香港受到保护的权利和自由至关重要。
令我们同样极为关切的是,这一措施将可能让受到法治和现有独立司法体系保护的全体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遭到限制和威胁。
我们强烈敦促中国政府重新考虑这一决定。
美国的反应尤为强烈。7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已获美国国会一致通过的《香港自治法》,同时还签署了取消对香港特惠待遇的行政命令(注7)。
美国《香港自治法》对与参与制定《香港国安法》的中国官员有业务往来的银行进行制裁,要求国务院每年就那些导致香港 “一国两制”形如虚设的官员的举措提交报告,以及赋予总统拒绝他们入境和扣押其资产的权力。据此,特朗普政府于2020年8月7日宣布,对香港政府行政首长林郑月娥等11人实施制裁。
美国1992年的《香港政策法》规定,由于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采用与中国大陆不同的法律和经济制度,因此在贸易、商业等方面给予香港特别待遇,但特朗普签署的行政命令取消特区护照持有人特别待遇和撤销出口许可证豁免,以至暂停与香港的引渡协议(注8)。
2) 美台关系日益密切
民进党蔡英文在2020年1月的总统大选中获胜连任后,台湾独立的取态进一步增强,其后《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生效更是为其添砖加瓦。台湾与北京的关系趋冷,而与美国的关系,包括军事方面在内却在升温。
2020年5月20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祝贺蔡英文就任总统,并将台湾定位为“可靠的伙伴”,表明对双方关系的重视。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严厉谴责美方这种行为,称美方这种行为“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注9)。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为吊唁2020年7月30日去世的台湾前总统李登辉访问台湾,并与总统蔡英文举行了会谈。对此,中国方面表示“坚决反对美国政府以任何形式、任何借口与台湾方面进行官方往来”(注10)。
此外,中国也高度警惕美国向台湾增售武器。尤其是在美国政府于2020年7月批准向台湾出售“爱国者3型导弹”后,中方决定采取必要措施对此次军售主要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实施制裁(注11)。
同时,中台双方各自进行了军事演习,中国战斗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圈,美国军舰在台湾海峡频繁航行,中美台三方军事活动增多,台湾海峡局势日趋紧张。
3)南海领土主权问题
美国十分警惕中国越来越多地宣称其对南海拥有主权以及军事势力的扩张(注12)。
作为全球航行自由行动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正在试图推回中国霸权主义扩张的势头。美军将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在包括南海在内的地区继续行使航行权和行动权。美国将继续支持在该地区的友好国家和伙伴拥有与北京政府的军队、准军事组织和警察组织强行解决问题进行对抗的能力。为建设抵御中国军事行动的能力提供安全保障方面的支持。2018年,针对中国在南海人工岛上部署先进的导弹系统,美军取消邀请人民解放军参加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联合军事演习。
2020年7月1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中国在南海扩张发表声明,公开批评“中国对南海大部分区域海洋权益的主张完全非法”,并表示支持2016年7月荷兰海牙仲裁庭否定中国南海主张的裁决(注13)。
2020年8月26日,美国政府以中方在南海实施军事演习以及参与修建人工岛为由,宣布对24家中国企业实施禁运、并对数名个人进行制裁(注14)。
针对美方在南海问题上的言行,中方回应“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有充分历史和法理依据,符合有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并批评说“美国作为域外国家,出于一己私利,唯恐南海不乱,千方百计在南海挑动是非,兴风作浪,离间地区国家同中国的关系,干扰破坏中国与东盟国家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努力”(注15)。
双方还在南海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对立继续加剧。
4)新疆的人权问题
美国政府批评中国政府自2017年以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将100多万维吾尔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人士拘禁在再教育营中,并在再教育营之外,利用人工智能、生物基因等新技术建立了一个警察监控网,监控少数民族的活动,敦促他们对共产党的忠诚(注16)。
为了向中国施压,美国政府于2020年7月9日宣布,将对参与侵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人权的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等4名中共官员进行制裁。本次制裁的依据是《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美国政府可不论国籍,冻结参与侵犯人权者在美国的资产,禁止其入境、并禁止其与美国人的交易(注17)。
此外,2020年7月20日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将11家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理条例》(EAR)的实体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参与了对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的人权侵害。此前,BIS曾以相同理由,于2019年10月和2020年6月,共将37家中国企业和组织列入实体清单。
5)美国的“中国行动计划”
2020年7月7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华在盛顿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时称,中国政府的间谍和盗窃行动对美国的未来是“最大的长期威胁”。他谴责中国政府从事经济间谍等活动,以及利用贿赂和勒索试图影响美国政策的非法政治活动,并指出目前美国联邦调查局每10小时就会启动一宗新的有关中国的反间谍案件。这些间谍行动的范围不仅限于政府机构,还扩展到企业和学术研究机构(注18)。他还批评中国试图利用“千人计划”招募在美国的优秀中国科学家,从美国公司和研究机构偷盗机密资料和信息。
为“抵御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保护美国技术”, 2018年11月美国司法部开始启动“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 美司法部称,该计划的优先强制实施对象为在美国发展的中国公民和中国企业,或与美国企业、美国大学有业务合作的中国公民和中国企业,以及与中国有关的个别研究人员和科学家。除识别和起诉那些从事盗窃商业秘密、黑客攻击和经济间谍活动的人以外,“中国行动计划”还着力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免受因直接投资和供应链让步所导致的外部威胁,并专注于打击那些影响美国公民和政策制定者的秘密行动(注19)。
美国根据“中国行动计划”采取了诸多举措,但以下案例尤其受到关注。
首先是2018年12月1日,加拿大方面根据美加两国之间的引渡条约,逮捕了华为创始人之女、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美方以华为在与伊朗交易问题上对金融机构进行了虚假陈述为由,以银行欺诈等罪名起诉孟晚舟。
2020年1月28日,哈佛大学化学和生化系前主任查尔斯・利伯教授(Dr. Charles Lieber),在接受美国国防部和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进行军事相关研究的同时,隐瞒与中国以及武汉理工大学的关系(参与中国的“千人计划”),而受到刑事指控。
虽然不属于“中国行动计划”,但2020年7月美国要求中国关闭驻休斯敦总领馆,理由是该总领馆是间谍活动和窃取知识产权的基地(注20)。
同时,为限制中国政府在美国的宣传活动,特朗普政府从2020年开始,将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新社、人民日报等中国新闻机构,以及“中共政治宣传机构”孔子学院美国中心都列为“外交使团”,加强监管。这样一来,这些机构就与外国驻美使领馆一样,必须向美国政府申报其在美国工作的雇员名单和雇佣情况,以及在美国拥有或租赁的不动产。此外,美国从2020年5月起,将中国记者的签证有效期限制在90天以内。
3. 中美经济走向脱钩
随着中美关系的不断恶化,美国在军事方面向中国施压的同时,也在经济方面对中国进行打击。2020年1月《中美经贸协定》签署之后,两国贸易战进入休战期,但在包括投资、科技、金融在内的整个经济领域的脱钩不断加剧。
1)贸易战进入休战期
现已升级为贸易战的本次中美贸易摩擦,其开端可以追溯至2018 年3 月22日,美国政府宣布依据《1974 年贸易法》“301 条款”对华发动制裁。对此,中方进行反击,中美贸易互相加征关税,贸易摩擦升级为贸易战。截至2019年9月,美国分四次对总额高达3700亿美元、约三分之二的中国进口产品追加最高税率为25%的关税。
2019年12月13日,中美两国宣布达成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副总理刘鹤于2020年1月15日,在美国白宫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贸协议》。应美方要求,中国在该《协议》中承诺大幅扩大美国产品的进口,但美国已经实施的大部分对华加征关税措施仍将继续(注21)。美国要求中方调整产业政策和补助制度、以及中国要求美方撤销对华加征关税等问题尚待解决,今后谈判前景令人堪忧(注22)。
2)高科技战爆发
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试图阻止中国资本收购美国高科技公司,并想将华为和其他中国高科技公司赶出美国市场外。
首先,2018年8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旨在加强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CFIUS)权限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FIRRMA对外国企业投资拥有关键技术和关键基础设施的美国企业进行限制。根据该法案规定,审查范围从原来“控制”美国企业的外企投资, 扩大至对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及敏感个人信息领域的非被动投资(即便是小额投资,但可以获取美国企业持有的非公开技术信息,或可以参与、介入董事会)。
FIRRMA生效后,CFIUS的审查更加严格,中国企业对美国高科技企业的收购基本全停。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和Rhodium Group的联合报告显示,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在2016年达到450亿美元峰值后锐减,2017年290亿元、2018年54亿元、2019年则减至50亿元。 中国在美国的风险投资也从2018年的47亿美元骤降至2019年的26亿美元(注23)。
此外,美国还以国家安全为由,试图封杀中国IT企业。中国《国家情报法》规定“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应当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国家网络安全法》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和侦查犯罪的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美方据此认为,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即使在海外开展业务,中国政府也有权强行要求其配合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这会给使用中国供应商设备和服务的外国企业造成安全漏洞。
美国首先针对在全球通信器材市场中占有较大份额、拥有5G尖端技术的华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全球供应链的产品销售和元器件采购两方面对其进行夹击。
销售方面,美国根据2018年8月通过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禁止美国政府采购华为产品,以及中兴通讯、海能达通信、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和浙江大华科技的产品。该禁令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从2019年8月开始,禁止美国政府采购、获取、使用、签约以及延长更新采用这些厂商关键部件或关键技术的通信设备和服务。第二阶段从2020年8月开始,禁止美国政府与使用这些厂商关键部件或关键技术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的企业签约、延长和更新契约。
除此之外,2020年6月30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将中兴通讯和华为列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名单。这使美国地方上的小型运营商无法再使用政府补贴向这两家企业购买任何设备和服务(注24)。
零部件采购方面,美国商务部于2019年5月15日将华为及其68家关联公司列入《出口管理条例》下的实体清单,并于当年8月又将46家关联公司列入其中。原则禁止向华为出口美国制造的高科技零部件等产品,如果产品中含有的美国产零部件或软件超出25%,即使该产品在日本或其他国家生产,也会遭到禁运。但有部分例外,对其设定期限(注25)。2020年5月,美国进一步收紧了对华为的出口限制,原则禁止在国外使用美国技术生产的半导体出口给华为。这样一来,华为的主要半导体供应商台湾的TSMC也无法再为华为供货了(注26)。2020年8月,禁运范围进一步扩大,华为无法继续利用第三方采购半导体(注27)。同时,实体清单中新增38家华为关联公司,禁运例外也已到期。
美国想要排除的中国企业并不限于华为等通信设备制造商,还包括运营手机APP的企业。2020年8月6日,特朗普总统以收集美国公民个人信息会给国家安全带来风险为由签署了行政命令,命令运营小视频APP“抖音(TikTok)”的字节跳动剥离美国业务,并禁止美国居民与“微信(WeChat)”一切交易(注28)。这两项行政命令将于45天后生效。为此,字节跳动正在与微软等美国公司进行谈判(注29)。
美国政府的这些举措与其“清洁路径(Clean Path)”计划及其扩大版“清洁网络(Clean Network)”计划是一致的(注30)。“清洁路径”计划是要清除华为、中兴等“不可信”厂商的设备和服务,“清洁网络”计划则包括以下5个内容。
- ① 清洁运营商(Clean carrier)
不允许“不可信的中国运营商”连接美国通信网络。 - ② 清洁应用商店(Clean store)
将抖音、微信等“不可信的中国应用”从美国应用商店中删除。 - ③ 清洁应用程序(Clean apps)
不允许华为等“不可信的中国手机厂商”产品适用美国的应用程序。 - ④ 清洁云端(Clean cloud)
不允许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等中国企业接入美国的云端。 - ⑤ 清洁电缆(Clean cable)
防止连接中国与各国互联网的海底电缆被中共用于收集信息。
由此可见,美国针对中国的高科技战范围已从5G、半导体和软件扩大到整个网络和数字领域,其目的就是要将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彻底排除在世界网络之外。
3)金融领域的脱钩
美国为实现中美经济脱钩的目的,对华制裁已不限于贸易、直接投资和技术领域,已经扩展到到金融领域。
首先,在美国基金投资中国股票方面,特朗普政府向美国联邦雇员退休养老基金施压,要求其停止投资美国政府认为涉嫌侵犯人权、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国企业(注31)。对此,管理该基金的美国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FRTIB)宣布将无限期推迟原定于2020年5月13日投资中国股票的计划。
其次,针对中国企业在美国股市的融资,特朗普政府于2020年8月6日宣布,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企业如不遵守美国会计规定,将被要求退市。具体内容是,①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和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企业如果在2022年之前不符合美国会计准则,将被退市。②此外,美国审计当局要求中国审计师提供审计报表。③考虑在美国上市(IPO)的中国企业如果不符合美国会计准则,将无法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或纳斯达克上市(注32)。
此外,美国为制裁中国金融机构,正在立法方面进行调整。例如,《香港自治法》规定的制裁对象不仅包括参与破坏香港自治的人员,还包括对与这些人员进行交易的金融机构。对金融机构的制裁措施包括:①停止美国金融机构向其贷款,②禁止其作为美国国债主要交易商,③禁止其成为美国政府资金的接受者,④禁止其在外汇市场的交易,(5)禁止其银行交易,⑥冻结资产,⑦限制向其出口美国产品等,⑧禁止美国公民投资购买其股票、债券等,⑨驱逐其员工,⑩对其高管人员适用上述①至⑧项。
香港能否维持“一国两制”成为中美摩擦的焦点,但在全球开展业务的银行很有可能被夹在中国政府的处罚和美国制裁法案之间(注33)。具体而言,《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第29条规定,禁止对金融中心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国进行制裁、封锁或者采取其他敌对行动。然而,美国即将通过立法,要求银行遵守对中国官员和组织的制裁。如果违反这些法律,银行将会面临罚款和吊销营业执照的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担心美国可能会将中国金融机构视为违法进行制裁,将其排除在SWIFT等国际支付系统之外(注34)。中国银行旗下的投资银行中银国际认为应早做准备,建议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之间的资金结算增加使用人民币国际结算系统(CIPS)(注35)。
4. 美国总统大选和下届政府备受关注
随着新冠疫情的不断蔓延、中美冲突加剧,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持续恶化。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7月发布的民调显示,有73%美国成年人对中国抱有负面看法,这一比例是自2005年开始调查以来的最高水平(图2)。在中国问题上态度强硬的共和党支持率上升到83%,就连民主党的支持率也升至68%。对于特朗普和拜登两位候选人来说,在中国问题上态度强硬,是为在11月总统大选中取胜的有效策略。对于处于劣势的特朗普团队来说,更是至关重要。

(注2)2020年(夏)是2020年6月16日至7月14日以美国成年人为对象进行的调查。
通常情况下,美国总统大选的焦点是国内问题,尤其是经济形势。外交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并不重要。同样,特朗普能否连任的关键也是国内经济表现。然而,由于今年爆发的新冠疫情和政府应对不力,让其在第一任期内取得的经济成就荡然无存。正因为如此,特朗普把竞选策略的重点放在批判中国上。
而拜登方面,虽然呼吁加强与盟友的合作来牵制中国,但也表示有意在部分领域与中国进行协调。他认为(注36)。
美国必须对中国强硬。因为这样下去,中方可能会继续从美国和美国企业窃取技术和知识产权,维持国有企业的不公平优势,还会继续提供资金来补贴主导未来的技术和产业。处理这些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与盟友以及合作伙伴统一战线,共同应对中方的经济行为和人权问题。当然,美国也应该在气候变化、核不扩散、全球公共卫生等 与中国利益相同的领域,寻求与中方的合作。
拜登还表示,应该取消特朗普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的措施,因为其本质是对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征税(注37)。
可见,虽然拜登和特朗普一样,都把中国视作威胁,但在对华政策上相对灵活。所以中国较希望拜登能当选下届总统。
正如路透社引用一位中国高官所言“虽然人们对两国关系恢复到昔日美好时光不抱幻想,但新总统上台至少会提供一个重新设定两国关系的机会”,中方期待大选能改善中美关系(注38)。美国国家反谍报与安全中心主任埃瓦尼纳分析表示,中国政府认为特朗普“不可预测”,不希望他连任(注39) 。
不过,即使特朗普连任,美国也可能暂时减少对中国的施压。正如美国前总统助理博尔顿所指出的那样,特朗普对华姿态强硬不过是其竞选策略,如果目标实现,他将转身表现出和解姿态,并摸索下一步的贸易协定(注40)。
当然,也不能过于乐观。应警惕在大选结束之前,双方博弈加剧,有可能发生不可预见的事态。 此外,即使总统大选之后中美关系有所缓和,也不太可能改变两国经济脱钩的趋势。
2020年9月7日登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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