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政权旨在加强权威主义体制——“政左经右”能持久吗？

　　习近平于2012年11月就任总书记后已经过了1年多，以"政左经右"（政治上左倾，经济上右倾）为特征的"习近平路线"逐渐鲜明。这里所说的"政治上左倾"是指加强一党专政，尤其是加强习近平总书记的权力掌控。"经济上右倾"则是指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激发市场和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的活力。

　　政治方面出现的左倾趋向。

　　首先，通过歌颂毛主席的功绩来提高作为继承者的习近平及中共领导班子的权威。习总书记反复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30年否定（毛主席领导时期的）改革开放前的30年，更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30年否定改革开放后的30年"。他还在2013年7月视察了中国革命"圣地"西柏坡和毛泽东故居，并指示把毛泽东故居作为培养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的教育基地。进而又于2013年2月，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以习总书记为首的最高领导班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7名常委出席了座谈会，并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了遗容。

　　其次，为了压制对政治体制的批评，加强了对言论的控制。从2013年5月起，持不同政见学者的微博纷纷被关闭，几位知名博主遭到逮捕。与此同时，在《红旗文稿》、《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主要媒体上，连续刊登了批评宪政、拥护现行政治体制的文章。据境外媒体报道，北京和上海的大学下达了"七不讲"禁令，要求教师不要与学生讨论"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的相关话题（"京沪大学遭令'七不讲'禁谈新闻自由普世价值 教授:课堂无话可说"，《明报》，2013年5月11日）。

　　再次，加强了纠正党纪、反腐倡廉的攻势，目的在于不仅要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还要提高党领导班子的权威，打击阻碍改革的保守势力。在"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口号下，许多高级干部的贪污腐败受到追查，其中包括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的蒋洁敏（参见表1）。

表1 2013年因贪污腐败下台的主要高官
a）已移交司法机关的高官

b）正在接受党内组织调查的高官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部《2013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报告》（2014年1月10日）等各种资料制作

　　最后，将权力向领导班子、尤其是向习总书记集中。为此，在2013年11月召开的中共18大三中全会上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习总书记亲自担任最高领导。

　　另一方面，经济右倾的具体表现包括，相继实施了减少行政审查、废除贷款利率下限、促进私企参与市场、金融体制改革、设立中国（上海）自贸实验区等市场经济化改革。三中全会也强调了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尽管程度不同，但"政左经右"是中国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历代领导人采取的基本路线，并且被广泛理解为"权威主义体制"的特征。习近平路线只不过是在将其进一步加强。

　　中国自1949年共产党执政以来，前30多年属于极权主义体制，以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为契机，转向权威主义体制。权威主义体制在政治权力的集中程度、权力与自由的关系、统治方式、意识形态、政权合法性等方面，可以定位于极权主义体制和民主体制之间。中国的目标是，在权威主义体制下，维持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同时，通过推进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实现经济发展。

　　作为权威主义理论代表的上海师范大学的萧功秦教授把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邓小平路线称为权威主义的1.0版本，把习近平新政称为2.0版本（萧功秦"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改革的再出发"）。他指出，在权威主义体制的1.0版本中，政府开创了市场经济化改革的时代。与此相比，在2.0版本中，政府在完善市场经济的同时，努力克服政府主导型改革带来的"近水楼台效应"、利益垄断与利益固化等问题。萧教授认为，通过解决这些问题，习总书记将带领中国进入权威主义体制的黄金时代。

　　1980年代曾任胡耀邦总书记和赵紫阳总书记智囊的吴稼祥先生认为，习总书记将会成为完成权威主义体制的铁腕领袖（吴稼祥"18大后政治出现三个20年未有过的特点"，凤凰网，2012年12月18日）。他举出了三个根据：30年来第一次出现总书记一上台就掌握军权，总理和总书记想法和路线高度一致，老人干政的现象基本上结束了。

　　针对这些拥护权威主义的论调，以新自由主义者为中心的体制外学者主张，要想解决中国面临的众多问题，需要的是民主和法治，而不是加强政府权力（注2）。

　　第一，中国在实行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下，在谋求经济发展时，往往重视效率轻视公平。事实上，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已成为威胁稳定的因素。要想缩小贫富差距，就应在政策中反映弱势群体的要求，实施公平公正的选举，赋予他们一张选票的权利。

　　第二，长期执政必然产生腐败，中国共产党也决不会例外。为了防止腐败，需要建立通过选举实现执政党和在野党政权交替的民主政治体制。

　　第三，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许多外国的经验表明，要想解决环境污染问题，除了完善法制外，还需要市民团体和大众传媒对企业实行监督，法院进行公正判决。但是，在一党专政的体制下，缺乏这样的相互制衡机制。

　　第四，中国的市场经济化不断取得进展，随着经济发展，社会的价值观和利益形成日趋多元化，曾经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失去了凝聚力。对于共产党来说，接受公平公正的选举洗礼是获得新的合法性的有效方法。

　　事实上，70年代中期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从权威主义体制向民主体制转型的民主化"第三次浪潮"（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萨缪尔·亨廷顿著，《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在亚洲，菲律宾、台湾、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也相继从被称为"开发独裁"的权威主义体制转变为民主体制。现在的中国，已经很难在维持权威主义体制的同时，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向民主体制转型已迫在眉睫。对于习近平政权来说，以此为目标的政治改革，是一条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