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美国政府依据《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宣布采取对华制裁措施后，中美相互加征关税，两国经贸摩擦升级至“贸易战”。一直以来，中美之间虽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摩擦都停留在特定领域，从未发展到类似这次规模的贸易战。贸易战，是一把双刃剑，不仅会给对方造成巨大打击，本国也会因此遭受损失。那么，美国为何明知会付出惨痛代价，还是要一意孤行呢？针对这个提问，虽然强调“中国特殊论”的美方与批评美国“中国威胁论”的中方各持己见，但其实都揭示了不同的真实侧面。
随着中国坚持采取与欧美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即“中国模式”）崛起成为经济大国，美国的对华政策由“接触”变为“规锁”。为维护自身的对华优越性，美国进一步施加压力，要求中国开放市场，加大对华技术转移的限制，并提出重新构建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贸易体制。
对于如何应对美国挑起的这场贸易战，中国国内出现了主张坚决对抗的“主战派”和主张尽可能接受美国要求、早日解决问题的“主和派”。前者对中国的实力(尤其是经济实力)充满信心，坚信定能打赢这场贸易战。后者则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与美国还相差甚远，应该接受美国要求，顺势加快改革开放的速度。
在中美贸易战升温，两国相持不下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在9月24日就解决这一问题发表了涵盖加强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合法权益、深化改革开放等美方多项要求的方针。这些方针如能得以贯彻，会给“中国特殊论”带来一定的减压作用。但由于无法消除“中国威胁论”，中美摩擦不会停留在贸易领域，而会扩大至技术领域，并有可能长期化。
批判“中国模式”的“中国特殊论”
美国认为中美贸易摩擦以及中美贸易战的原因，是中国违背了以开放和市场为核心的WTO原则，由此提出“中国特殊论”（注1）。基于这一认识，美国驻WTO代表谢伊在WTO一般理事会上以“中国模式”为中心，对中国提出了以下批判并要求作出改善（Shea, Dennis, “Ambassador Shea: China’s Trade-Disruptive Economic Model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WTO,” WTO General Council, Geneva, July 26, 2018）。
谢伊在发言中称，中国自我标榜为捍卫自由贸易和世界贸易体制的旗手，但其实是世界上最推崇保护主义、重商主义的经济体。中国违背了加盟国的期待，自2001年入世以来，并未开展并执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中国政府在经济领域发挥的作用不减反增。
中国宪法赋予中国政府和中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任务。该任务出现在中国所有领域的法律制度中。因此，中国政府和中共拥有并控制了重要经济主体，并通过行政指令等方式继续直接或间接地进行资源分配。因此导致生产资源并未根据市场原理进行有效分配和定价。此外，中国政府和中共还在继续控制土地、劳动力、能源和资本等重要生产要素的价格。
与2001年入世时相同，现在中国国有企业依旧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且，中国政府和中共这几十年来，通过任命领导干部、优先提供土地、能源和资本等重要生产要素，对国有企业进行控制。最近，中共正在加强对各行各业企业中党组织的党建工作。
中国利用法律来实现政府的产业政策目标以及个别经济成果，法院等重要司法机构也在党的指导之下。由于这种体制的存在，企业如果要脱离产业政策、进行自身发展将会变得寸步难行。
中国实施的五年计划就是计划经济的象征。拥有立法和监管权的中央政府机构、数以千计的地方政府机构以及中共各机构和中国企业参与制定产业政策。
技术开发,是中国产业政策的重点之一。中国清楚地认识到技术是经济发展中不可替代的重要要素。为实现在科技领域引领国内外市场的目标，中国出台了许多产业政策，“中国制造2025”就是代表之一。
中国通过产业政策向国内特定产业提供许多补贴，由此扭曲市场，引发了十分严重的产能过剩。正如在制铝、太阳能发电等领域所看到的，产能过剩通过出口，不仅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也引发了全球价格下跌和供给过剩，使竞争对手陷入经营困境。而且，中国还利用不合理的政策及方式，对美国的知识产权、创新以及技术开发造成了损害。
另一方面，中国通过入世获得了巨额的利益。现在，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最大的石油进口国、最大的钢铁生产国、最大的肉类消费国，超级计算机的数量也位居世界第一。中国以部分经济领域仍然存在贫困现象为由，主张自己应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无需对世界贸易自由化做出贡献。但这明显与表现其飞速发展和财富积累的统计数据相矛盾。
入世以来，中国始终鼓吹其在推动经济改革，但遗憾的是中国在此所用的“改革”一词含义，与市场经济国家进行的“改革”是不同的。对于中国来说，经济改革意味着政府和中共加强经济管理，增强国有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实力。如果这种方式继续下去，定会对WTO造成负面影响。
中国一直主张建立“双赢”关系，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提唱的产业政策远远超出了对国内产业进行指导扶持的范畴，力求排除海外竞争对手。换言而之，中国是在“博弈”，而非自由、公平、互惠互利。
基于上述认识，谢伊要求中国全面实施更为有效的开放、推出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
警惕中国崛起的“中国威胁论”
另一方面,代表中国官方立场的《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强调，美国挑起贸易战的实质是打压挑战自身霸主地位的中国，“中国特殊论”十分牵强，毫无依据（任平，“美国挑起贸易战的实质是什么”《人民日报》，2018年8月9日）。
该文认为，面对实力强大、意识形态相异的苏联，美国发动“冷战”，“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物质力量”，对苏联进行全方位打压和遏制，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外因，美国自诩赢得了“历史的终结”（注2）。上世纪80年代，对于迅速崛起的日本，美国颁布“自愿出口限制”项目，签订“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最终让日本陷入“失落的二十年”。可见对华贸易战，绝非一些人“高调招敌”“意识形态”导致“中美关系紧张”所能解释的。设置对手一直是美国为确保自身强势的战略惯性——自1894年美国GDP世界第一以来，哪个国家的实力全球第二，哪个国家威胁到美国地位，哪个国家就是美国最重要的对手，美国就一定要遏制这个国家。有人曾总结在美国国际交往逻辑里，存在一个“60%定律”：当另一个国家经济规模达到美国的60%，并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甚至有快速赶超美国的可能之时，美国就一定会将其定为对手，要千方百计地遏制住对手的成长。不管是当年的苏联、日本，还是现在的中国，概莫能外（图）。
该文还指出，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发展已经“危及到了美国第一”。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美国的60%，是日本、德国、英国的GDP之和，还是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世界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拥有世界四分之一的工业能力，创新科技水平正快速追赶美国，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关系更加密切，对世界其他国家也充满吸引力。鸦片战争以后，经过100多年的努力，中国重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如此大的体量、如此重的分量，不是“低调”就能隐藏的，就像一头大象不可能隐身于小树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潜力均远大于历史上的苏联与日本，成了美国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对手”。对于这样的“对手”，美国必然会采取两种手段，一是以对手来激励自己，争取民众对“美国再次强大”的政治支持；二是在各个层面遏制对手的超越。所以，美国挑起贸易战的实质并不是缩小贸易逆差，而是对中国的全方位打压和控制。
其实2017年8月，时任白宫首席战略师的史蒂夫·班农在接受美国新闻网站The American Prospect采访时就表示：“我们正在与中国进行经济战。25或30年内，我们中的一个将成为霸主，而如果我们不改变战略，霸主将是他们。⋯⋯如果我们继续在经济战中节节败退，5年或最多10年，我们将到达不可恢复的临界点”（Robert Kuttner, “Steve Bannon, Unrepentant,” The American Prospect, August 16, 2017）。可以认为“中国威胁论”并非班农个人意见，而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认识。
通常，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了“韬光养晦”政策。而今，习近平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自然与特朗普提出的“美国第一”、“让美国再次伟大”发生对立。
美国对华政策从“接触”变为“规锁”
随着中国在维持其与欧美不同政治经济体制的情况下崛起成为经济大国，美国的对华政策由“接触”变为了“规锁”。美国对华关系的定位，在克林顿执政时期是“战略伙伴关系”，在小布什执政时期是“负责任的利益相关国”，在奥巴马执政时期是“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但是，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下简称为《报告》）中强调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将中俄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报告》称“（美国）必须应对全球规模增长的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的竞争”，“中俄通过侵蚀美国的安全与繁荣，挑战美国的力量、影响力和利益”，“中俄试图削弱经济的自由和公平，通过扩张军队和掌控信息数据来加强对社会的统治并扩大影响力”。
特朗普政府以此为由，将对华政策从“接触”转为“规锁”。“接触政策”的核心是接纳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正式成员”，并让中国逐步成为分担美国国际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规锁政策”的核心是要规范中国行为，锁定中国经济增长空间和水平，从而把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增长极限控制在无力威胁或挑战美国世界主导权的范围之内。
美国的对华“规锁政策”主要有三大支柱：“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限制对华技术转移”以及“要求改革国际贸易体制”（张宇燕、冯维江“从‘接触’到‘规锁’：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及中美博弈的四种前景”《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第7期）。
① 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
美国以贸易不平衡为由提出所谓“对等贸易”，威逼中国扩大进口、进一步开放市场。美国应该非常清楚贸易逆差问题并非中美经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因为这与美国自身消费过剩的经济结构、社会模式特别是美元霸权的内在要求高度相关。即便强行压缩了对华贸易逆差，美国贸易赤字仍然会以相同甚至更大的规模出现在与其他贸易伙伴的国际收支表上。然而贸易问题是吸引普通民众注意力、调动民粹主义及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利器。拿包括市场准入在内的贸易问题说事，也容易赢得其他感到中国竞争压力国家的呼应。
② 限制对华技术转移
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不断提升有目共睹，在技术领域或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与美国等工业化国家的竞争性明显增强。所谓“强制性技术转移”“偷窃技术”和“破坏知识产权”等指责中国的声音随之甚嚣尘上。美国警惕中国技术能力的提高，试图通过限制对华技术转移，确保本国技术的垄断和竞争优势。2018年4月3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在发布对华加征关税商品清单时明确表示，征收关税可能覆盖的十大高科技产业均来自中国政府为实现制造业强国目标而制定的《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美国甚至要通过收紧签证、移民改革等方式，对来自中国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的学生和研究者加以限制。
③ 国际贸易体制改革
美国想要通过重新塑造国际制度以求规范和约束中国。美国认为中国“精明地”利用了现有的以WTO为基础的多边经贸框架从而占了美国的“大便宜”，主张应改变WTO对中国有利的优待发展中经济体政策。2018年9月25日，在纽约召开的日美欧贸易部长会议决定将于11月向WTO提交迈向规则改革的共同提案。预计内容直指中国，包括对本国特定产业实施优惠政策的国家进行处罚。
在对华开展“规锁政策”的过程中，限制技术转移的重要性越发显著。2018年8月13日，特朗普总统签署的《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包括为增强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监管权限为目的的《外商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以及防止美国重要技术流失海外对策的《2018年出口管理改革法》。虽然没有点名，但这些法律显然都是针对中国的。
尤其是FIRRMA，审查对象不仅包括“控制”对美国企业的外国企业投资，还新增了以下内容。
- 在美国军事基地、机场、港口附近购买、租借或转让房地产
- 对美国的“重要技术企业”、“重要基础设施企业”、“机密数据拥有企业”的非被动投资
- 通过投资，外国企业将取得对美国企业的支配权，有可能获取机密性重要技术、重要基础设施和数据等
- 以规避CFIUS审查为目的的交易、转让、签约
受此影响，中国企业以及投资基金对美国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的收购和出资将会变得更为艰难。
美国与中国的对立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2018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演讲中，不仅指责中国的经济政策和制度，还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宗教政策、台湾政策、外交政策（一带一路等）、海洋扩张、干涉美国内政（包括介入选举）提出了严厉批评(“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Pence on 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 China,” The Hudson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October 4, 2018)。他还表示美国除在经济方面采取加征关税、提高对美投资限制等对策以外，还将通过增强军事实力、加强与印太地区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各国开展合作等策略与中国进行“全面对决”。许多媒体都把这次演讲看作中美冷战临近的前兆(例如：Jane Perlez, “Pence’s China Speech Seen as Portent of ‘New Cold War’,”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5, 2018)。
中国“主战派”的意见
对于中国应如何应对美国挑起的这场贸易战，中国国内意见一分为二。“主战派”高度评价中国的经济实力，坚信中国定能打赢这场贸易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金灿荣副院长就是持该意见的代表人物（“‘政委’金灿荣：打贸易战，中国有五大优势，特朗普很可能估计不足”《环球网》，2018年7月7日）。
金灿荣认为，中国跟美国贸易战有以下优势：中国有共产党的坚定领导和民众强大的爱国主义精神，社会组织力强；中国拥有较美国更为完善、可自行生产几乎所有产品的全工业化体系；中国国土面积达960万平方公里，人口数量达14亿，中国购买力平价GDP2014年超过美国，2017年已达美国的120%；战略上，中国是充分自主的，无论是安全战略还是发展战略，都无需仰人鼻息。然而，特朗普政府正四处树敌，继续下去也很难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如果美国组织西方盟友一同对华发动贸易战，中国所面临的困难可能会更大。但目前，特朗普准备“单干”，不仅对华发动贸易战，还对其盟友、邻国发动贸易战。所以，特朗普“单干”的优势并不明显。
为打赢贸易战，另一位主战派，商务部国际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院的梅新育则主张采取以下战略（Mei Xinyu, “Trump Action Demands Strong Response,” China Daily, March 23, 2018）。
第一，贸易报复应当奉行精准打击原则。这场贸易战不是我们与美国人民的战争，而是我们与特朗普及其保护主义团队的自卫还击战；既然作为政客的特朗普最看重选票，那么我们就应当优先打击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获胜州的骨干产业，优先打击今年中期选举中特朗普支持的议员所在选区的主导产业。
第二，中国有些新兴产业本来还需要一段时间的保护才能更有效应对来自美国的竞争，只是因为与美国谈判妥协而开放了市场；在这场贸易战中，中国可以重新暂停向美国企业开放该产业市场，直至美国政府与我方达成协议为止。
第三，中国在世贸组织的反击不应当仅仅局限于旷日持久的争端解决机制，还应当拓宽思路，大胆想象，寻求将美国开除出世贸组织。
第四，中国的反击不应自我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应当涵盖政治领域。在国际政治领域。包括朝鲜半岛问题在内，美国在国际政治领域需要中国的支持与合作。
主战派还列举了美国对华贸易战中的不利因素，①欧盟国家和日本等联手抵制特朗普的贸易政策；②美国的消费者、农场主、企业界通过游说来瓦解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政策；③美国选民对特朗普的不满上升，从而影响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使特朗普不得不收手。这些因素有可能软化特朗普政府对华的强硬政策（程晓农“中美贸易战，北京为什么选择硬扛？”《清涟居》网站，2018年7月27日）。
此外，主战派认为贸易战不仅能扩大内需、推动产业升级、提高自主开发能力、改善中国经济结构，还能利用美国实施的对美投资限制和签证发放限制等措施，来防止中国的资本和人才流失。
中国“主和派”的意见
针对主战派，主和派认为凭借中国目前的实力，中国无法在贸易战中战胜美国，主张应该通过接受美国的要求来倒逼中国加快改革开放的速度。上海财经大学余智教授的以下意见最具代表性（余智“中国应采取措施防止贸易战扩大”《联合早报》，2018年7月26日）。
余智认为，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打击要远远大于对美国经济的打击。因为中国对美出口的依赖程度要高于美国对华进口的依赖程度。而且，美国可以通过对更多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来补贴在贸易战中遭受损失的企业。此外，中国企业的收益率较美国企业低，所以在贸易战中的抗打击能力也较弱。中国政府在解决中美核心分歧上应做出更大努力，尽力防止贸易战的扩大。中国官媒最近的表态，将贸易战的责任完全推给美方，认为中方已经为避免贸易战做出了最大努力，而美方步步进逼、贪得无厌是导致贸易战爆发的根本原因。这种表态带有很浓的情绪色彩，不够冷静与客观。
余智还指出，中方在降低中美分歧、防止贸易战扩大方面，可以做出更多努力。一方面，美方的核心诉求之一是，中国政府对出口与战略产业发展的人为支持（如各类直接与间接补贴），是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根源。而且，过度依赖各类补贴的对外经贸与产业发展战略，也给自己带来了很多问题。例如，出口价格降低导致贸易条件恶化，受补贴的行业与企业效率低下，甚至产生虚假效率，一窝蜂发展导致产能过剩与对外倾销，企业贿赂官员甚至欺骗政府获取补贴等等。这些问题在光伏、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行业都非常突出。
其次，一国对外经贸与产业发展战略，并非一国“内政”问题，而应受到国际规则如世贸组织《补贴与反补贴协议》的制约，并考虑对其他国家的负面影响。
因此，在中美谈判中，中方不能将对外经贸与产业发展战略，笼统地视为“不可谈判的底线”或“不可退让的核心利益”。发展战略的目标是一个国家的核心利益，但发展战略的具体手段与方式并不是。中国虽然难以取消已经公布的“中国制造2025”等国家战略，但可以采取务实措施，对其做出适当调整，改革其中不符合国际规范之处，调整其中对外部负面冲击过大的政策。中国可以采取更加市场化的政策措施支持战略产业发展，例如，将专向性的补贴改为普遍性的降税，使企业依靠自身财力而非政府补贴发展战略产业；采取国际通行做法，支持行业基础研究而不是企业具体生产。
另一方面，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也可以做得更多。这不仅是国际通行做法，也对优化中国自身的创新环境、鼓励创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至关重要。中方可以对自身做得明显不足的地方做出改进，如打击盗版、防止剽窃等。至于美方指责中国的“强制技术转让”问题，这是一个世贸组织没有明确规范、需要双边谈判协商解决的问题。
最后，余智强调中国不应低估贸易战对自己的冲击、高估自己的反制措施对美国的杀伤力，否则将会产生严重战略误判。事实已经证明，“以战止战”并未成功，它导致的只是贸易战的扩大化。
中国政府的立场
正当中美贸易战不断升温，两国相持不下之际，2018年9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以下简称为《白皮书》），阐述了中国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八大立场。
① 中国坚定维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
对于贸易战，中国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中国谈判的大门一直敞开，但谈判必须以相互尊重、相互平等和言而有信、言行一致为前提，不能在关税大棒的威胁下进行，不能以牺牲中国发展权为代价。
② 中国坚定推进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
中国愿同美国相向而行，本着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聚焦经贸合作，管控经贸分歧；愿意在平等、互利前提下，与美国重启双边投资协定谈判，适时启动双边自贸协定谈判。
③ 中国坚定维护并推动改革完善多边贸易体制。
中国坚定遵守和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支持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支持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必要改革，坚决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加强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框架内合作，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④ 中国坚定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
中国将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提高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依法严格保护外商企业合法知识产权，对于各种形式的侵权事件和案件将认真查处、严肃处理；愿意与世界各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合作，也希望外国政府加强对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
⑤ 中国坚定保护外商在华合法权益。
中国对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始终坚持保护外国投资者及其在华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对侵犯外商合法权益的行为将坚决依法惩处。
⑥ 中国坚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中国改革的方向不会逆转，只会不断深化。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鼓励竞争、反对垄断。中国将切实办好自己的事情，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与世界上一切追求进步的国家共同发展、共享繁荣。
⑦ 中国坚定促进与其他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共赢合作。
中国将与欧盟一道加快推进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
⑧ 中国坚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与其他国家一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白皮书》提出的这些方针涵盖了美方的多项要求，表明了中国愿意就消除贸易摩擦和结束贸易战作出妥协。这些方针如能得以贯彻，会给“中国特殊论”带来一定的减压作用。但另一方面，随之而来的进一步改革开放，会给中国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并成为赶超美国的加速器，所以今后中美竞争会越发激烈。随着中美GDP逆转逐渐进入视野，美国的“中国威胁论”会变本加厉。所以即便两国能够在近期达成协议，今后贸易战再次爆发、贸易摩擦长期化的可能性依旧很高。
2018年10月19日登载
>> 日本语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