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劳动力过剩转向紧缺

　　近年来，去沿海地区打工的农民工的供给不足问题越发突出，这一现象象征着在中国，劳动力正在从过剩迅速向紧缺的阶段过渡。在老龄化不断加剧、充分就业阶段临近这一背景之下，劳动力的供给问题很有可能成为制约中国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使这种增长成为可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拥有几乎用之不尽的丰富劳动力。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相当高，增速也非常快。然而，由于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为控制人口增长中国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30年后的今天，不仅出现了人口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也在逐渐放慢。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2010年左右达到顶峰后，将逐步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也将在2015年之前转为负值。

　　这样的人口结构变化，将会从两个方面制约经济增长。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意味着劳动人口乃至劳动投入量的减少。另一方面，老龄化很可能导致储蓄率下降，储蓄率下降则意味着流向投资的资金减少，由此间接性地压抑经济增长。此外，为迎接即将到来的老龄化时代，中国必须尽快完善养老金制度。老龄化是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却不得不面对“未富先老”的严峻考验。

　　人口各年龄层结构的变化，加上以年轻人为中心的劳动力已大量从农村转向了城市，这意味着中国正在接近发展过程中实现充分就业的“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中国劳动力开始减少，应重视市场提高生产率”，《朝日新闻》“The Asahi Shimbun GLOBE”（Sep.4-17,2011），G-5版，2011年9月4日）。基于劳动力市场发生的以下变化，经济学家们对这一观点已经逐渐形成共识。

　　第一，外出打工劳动力紧缺的长期化。原来只限于中国东部地区的劳动力紧缺，出现了向中西部地区扩展的趋势。而且，紧缺的并不仅限于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也扩展到了非熟练工人。

　　第二，截至1998年，实际工资上涨一直大幅度低于GDP增长率，但是自1998年以后，两者的关系发生了逆转。

　　第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课题组于2005年在全国17个省2749个村庄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虽然全国农村依然有大约1亿人的剩余劳动力，但大多数是难以在农业以外产业就业的中老年劳动力，可以在农业以外产业就业的青壮年劳动力基本上都已经走出农村。在这个调查中，大约四分之三的村庄都回答：“本村能够外出打工的青年劳动力都已经出去了”。

　　迄今为止，丰富的劳动力通过下述方式一直支撑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首先，在供给方面，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到工业部门，直接为GDP增长做出了贡献。而且，工资维持低水平，在收入分配方面，有利于可获得资本收入的高收入阶层，进而推动高储蓄和高投资。在需求方面，低工资使低成本出口主导型增长成为可能。但是，如果实现了充分就业，不但就业会受到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制约，而且工资也会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上涨，这将导致储蓄率和劳动集约型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下降。结果，经济增长率也不得不下降。

　　另一方面，随着充分就业的实现，工资上涨压力也会随之升高，这将推动中国经济结构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

　　第一，随着工资上涨，国民收入中的劳动收入比例升高，收入分配的差距将会缩小。而且，劳动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已经在缩短劳动时间、放宽户口制度等方面不断改善劳动者的权利。这些情况将与失业率的下降一起对维护社会的稳定做出贡献。

　　第二，工资伴随生产率同步上升，会通过物价上涨（在固定汇率制的情况下）或名义汇率的上升（在浮动汇率制的情况下），推动实际汇率的上升（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正如日本曾经经历过的日元升值一样，人民币升值也将通过交易条件（出口对进口的相对价格）的改善，使中国人的购买力得到提高，从而对扩大内需和纠正对外不平衡做出贡献。

　　第三，中国政府迄今由于担心出口减速对就业产生不利影响，对上调人民币汇率一直持谨慎态度。但如果实现了充分就业，汇率政策的目标将会从维持就业转向通过借助人民币升值来平抑进口物价，以减轻伴随工资上涨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

　　最后，以实现充分就业为转机，中国政府的政策优先顺序预计也将从重视就业向重视生产率转变。一旦从必须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中国就将从劳动集约型产业“毕业”，把资源转向附加值更高的领域，加速产业升级。为此，企业正在通过节约劳动力的投资，开拓新的商务领域和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推进产业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