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大国中国的利与弊

　　2011年4月28日，中国公布了《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与10年前实施的调查相比，可以发现在年龄结构、学历结构及人口移动等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通过与各省的省内生产总值（GDP）统计的联动分析，可以看出地区间存在的收入差异。

　　2010年，中国人口（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达13亿3972万人，约占世界人口的20%。如此庞大的人口数量，因时间和地点不同，有时被赞誉为“潜力”，有时则被视为“威胁”。由于1980年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人口增长率（年率）从1990-2000年的1.07%下降到2000-2010年的0.57%，伴随人口流动化和家庭结构小型化的影响，每户家庭从10年前的3.44人减少到3.10人。2010年，中国人口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①男女结构：男性占51.27%，女性占48.73%，男女性别比为105.2比100
　　从人口性别比可以看出，中国“重男轻女”的儒家思想至今仍根深蒂固。由于想要男孩生第二胎而违反“独生子女政策”的“无户口”人口多达1300万人，相当于中国总人口的1%。此外，还出现了适婚年龄男性难以找到结婚对象的现象。

　　②民族结构：汉族占91.51%，少数民族占8.49%
　　汉族人口的比例虽然比10年前下降了0.08个百分点，但依然占据绝对多数。2008年在西藏自治区、2009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接连发生暴动，民族问题有可能成为中国今后政治和社会不稳定因素。

　　③年龄结构：0-14岁占16.60%，15-59岁占70.14%，60岁以上占13.26%
　　与10年前相比，0-14岁的低龄人口比例下降了6.29个百分点，而6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上升了2.93个百分点，预计今后老龄化将不断加速。通常，老龄化在发达国家是比较常见的现象，但是中国还未进入富裕社会就必须接受老龄化这一严峻的考验。为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成为当务之急。此外，迄今为止一直保持增长趋势的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会有所减少，这意味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将转变为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负债”。

　　④学历结构：大学以上占8.93%，高中和中专占14.03%，初中占38.79%，小学占26.78%，其他（包括未上学儿童）占11.47%
　　近年来，由于大学招生人数大幅度增加，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的人数比例上升到10年前（3.61%）的2.5倍，预计今后高学历化的趋势将会进一步扩大。另外，由于义务教育的普及，文盲率（15岁以上的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2000年的6.72%下降到2010年的4.08%。从总体上来看，人力资本质量显著提高。

　　从以下人口地理分布的变化，我们发现，由于人们追求富裕的生活，人口正在从农村向城市，从西部、中部和东北部向东部移动。

　　①城镇与乡村的人口结构：城镇占49.68%，乡村占50.32%
　　城镇地区人口的比例较10年前增加了13.46个百分点，随之而来的住宅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扩大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另一方面，乡村地区的人口虽在减少，但仍占总人口的一半左右。因此，中国现在依然是一个巨大的农业国家，如果不了解农民，就无法真正了解中国。2010年乡村地区的人均净收入只相当于城镇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1.0%，要解决这一收入差距，就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这对于努力建设“和谐社会”的中国政府来说，依然是头等大事。

　　②各行政区的人口结构（以人口多少为序）：广东省占7.79%，山东省占7.15%，河南省占7.02%
　　广东省以1亿430万人位居首位，位列前三的省份均超过了9000万人。从GDP占全国的比例来看，依次为广东省（10.5%）、江苏省（9.5%）和山东省（9.1%），但是在人均GDP方面，以东部三大直辖市为最，上海位居首位（73297元），其次为天津（70402元）和北京市（70251元），最低的西部贵州省（13221元）还不到上海的五分之一。

　　③各地区的人口结构：东部占37.98%，中部占26.76%，西部占27.04%，东北占8.22%
　　由于劳动力的大规模移动，人口大多集中在东部。这10年间，东部地区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了2.41个百分点。与此相反，西部、中部和东北地区的比例分别下降了1.11个百分点、1.08个百分点和0.22个百分点。如果包括本地区内部移动在内的话，居住地与户口分离的“流动人口”达2亿6139万人。其中从农村地区到城市地区打工的民工占据了一大半，为了使他们及其家属在城市定居，必须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

　　比较一下2010年各地区的人均GDP可以发现，东部地区最高，为45317元（按1元=12.6日元计算，约57多万日元），其后依次为东北（33866元）、中部（23950元）和西部（22429元），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达两倍以上。

　　城镇和乡村之间、各行政区之间以及东部地区和其他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收入差距，这成为诱发人口移动的原因之一。然而另一方面，人口移动也有可能缩小地区间的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