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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警惕“中等收入陷阱”

关 志雄
顾问研究员

(原刊载于《allatanys》2011年4月28日)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的复兴》报告中提出的概念。据该报告称,许多发展中国家摆脱了“贫困陷阱”之后,进入“经济起飞阶段”,暂时实现了高速增长。但是一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中等水平,就出现了贫富差距扩大、腐败蔓延等伴随高速发展而产生的负面现象,经济也开始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巴西、阿根廷等国家就是典型。

  中国去年的人均GDP超过了4000美元,已经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中国究竟是否能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坎,一鼓作气赶超发达国家,今后的走向受到国内外的关注。

民众持悲观态度

  中国国内的许多报刊杂志都刊登了“中等收入陷阱”的专题,其中《人民论坛》杂志进行了题为“中等收入陷阱”的问卷调查(2010年7月)。该调查指出,专家们普遍持乐观态度,认为中国经济今后仍将顺利增长;然而一般民众却多表示忧虑,以“腐败多发,民怨较重”,“贫富分化,阶层固化”为由,认为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大;而且还因 “腐败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社会保障和分配难题”,引发人们对难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忧虑。此外,今年4月在海南岛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中等收入陷阱”被列为主要议题之一,介绍了各国为避免陷阱所采取的对策。

  美国的《纽约时报》(2010年10月25日)、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2011年4月16日)等外国主要媒体也指出中国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标榜“和谐社会”

  中国政府虽然没有明确使用“中等收入陷阱”这一词语,但为了消除伴随高速发展而产生的负面现象,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增长方式的转型”和建立“和谐社会”。

  首先,迄今被认为是取之不尽的丰富劳动力支撑了中国的高速增长,然而在发展过程中随着接近充分就业阶段和老龄化社会,要想维持高速增长,就必须从粗放型增长(增加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投放)向集约型增长(提高生产率)转变。为此,政府在倡导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还在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重组”,其实质就是国企民营化。

  另一方面,由于收入差距扩大、干部腐败、环境恶化等问题,劳资争端和群体暴动事件频繁发生,社会越来越不稳定。为了应对这些问题,胡锦涛自2002年上台以来,打出了建立“和谐社会”的旗帜,把发展战略从原来的发展压倒一切向重视公平和环保的方向转变,其中特别强调①统筹城乡发展(重视农村发展,解决农民问题);②统筹区域发展(支援落后地区);③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扩大就业,充实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卫生和教育等公共服务);④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重视节约资源和保护自然环境);⑤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加速发展国内市场)这“五个统筹”,并强调要消灭腐败。

政治改革已势在必行

  然而,中国虽然制定了以上这些有针对性的政策纲领,但一涉及到具体落实,就会遇到总体赞成具体反对的阻力,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现在中国仍维持着“权威主义体制”,在其政策形成的过程中,掌握权力的精英们的发言权远远大于农民等弱势群体。

  首先,通过提高生产率来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关键在于大型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但大型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处于滞后状态。迄今为止,中国对中小型国有企业先行推进了民营化,但是在另一方面,利用垄断地位获取巨额利润的大型国有企业的民营化,遭到了既得利益阶层的抵抗,举步维艰。尤其是受2008年9月的雷曼危机以及政府为应对危机实施的高达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方案的影响,与以前的“国退民进”(国有企业份额缩小,民营企业份额扩大)相反,以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为中心的一些领域,明显出现了“国进民退”(国有企业份额扩大,民营企业份额缩小)的现象。

  不仅如此,建立“和谐社会”的前景也困难重重。要缩小收入差距,就必须取消限制农民自由移居城市的户口制度等对弱势群体的歧视,承认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但是这些政策至今还没有出台。而且,正如历史学家J·E·阿克顿的名言那样,“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如果权力不受制约,无论政府怎样展开反腐活动,也无法解决腐败问题。此外,要解决环境问题,除了完善相关法律之外,还需要民间团体和大众传媒加大对政府和企业的监督力度,以及法院的公正判决。但是,在现在的一党专政的体制下,这些条件难以实现。

  总而言之,对于中国来说,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和谐社会,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实行政治改革。

2011年5月9日
>> 日本语原文

2011年5月9日登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