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经济增长率达不到8%，也不会因为失业人员急增导致社会动荡
在经济增长放慢的情况下，今年也为实现8%的经济增长率，中国政府不惜动用所有政策手段。强调这一目标的理由在于担心一旦增长率达不到8%，就可能导致失业人员增加，引发社会动荡。然而，10年前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1998年和1999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连续两年跌破8%，但并没有发生社会动荡。这是因为即使农民工失去了城市的工作，只要他们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总能维持生活，同样的状况一直持续至今。实际上，1991年以后，非农业就业人数的增长一直与经济增长率保持着紧密联动，而总体就业者的增长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却没有任何相关关系（图1）。因此，农业部门不仅对那些没有失业保险的打工者起着就业安全网的作用，而且对整个经济来说，是就业的自动稳定装置。因此，在思考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关系时，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便成为关注焦点。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随着产业中心的转移由第一产业（农业）向第二产业（工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转移。从1991年至2007年，在GDP保持年平均10.3%的高速增长过程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合计的非农业部门就业人数增长了3.4%，但由于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减少，因此总体就业人数同期仅增长了1.0%。实际上，从1990年至2007年，非农业就业人数由2亿5835万人上升至4亿5546万人，而农业就业人数则由3亿8914万人下降至3亿1444万人（表1、图2）。仅2007年，非农业就业数量就增加了1707万人，而农业就业减少了1117万人。
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呈现这样一种倾向，在景气上扬的时候转移速度加快，在景气下滑的时候转移速度放慢。用回归分析法分析非农业就业与GDP增长率的关系（对非农业就业的增长率的弹性值），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经济增长率每上升（下降）1%，非农业就业数量就增加（减少）0.74%。以2007年为例，如果增长率下降1%，非农业部门就会减少337万人（4亿5546万人×0.74%）的就业岗位。当前,受经济增长放慢的影响,部分农民工正在回流农村。即使如此，只要2009年的GDP增长率达到7.2%，非农业就业岗位的增长就可超过1998年至2002年经济景气低迷时期创下的年率1.1%的记录。此外，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一旦GDP增长停滞，非农业就业数量每年将减少4.24%，因此，要保持前一年的就业水平，GDP增长就需要保持5.7%的水平（注）。
劳动力由过剩转向不足
本来，非农业部门的就业水平不仅取决于经济增长对劳动的需求，而且还应受到劳动供给因素的左右。但是，即使我们将生产年龄人口或劳动人口作为变数加进回归分析法方程式，也无法证实其对非农业部门就业人数变化的影响。这表明由于迄今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因此,非农业的就业者数量没有受到供给因素的制约，而只由需求因素决定。
但是，正如最近有关焦点话题"刘易斯转折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充分就业）的争论所反映的那样，在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持续迅速减少的背景下，上述状况将发生巨大变化。首先，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实施了近30年，受此影响，生产年龄人口的增长率与总人口增长率一起急剧下降（图3）。其次,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移动由来已久,以年轻人为主的"能够移动"的人口也在减少。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劳动研究所蔡昉所长推算，其数字远远低于一般认为的1亿5000万人，只有4000万人（《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实际上，从图1也可以看出，从2005年至2007年，虽然GDP增长率加快了，但是非农业就业的增长反而放慢了，这表明劳动力的供需关系已经收紧。在这种情况下，对政府而言，要创造就业就必须千方百计维持高速增长这一压力正在不断缓和。
迄今为止，在中国，创造就业一直是政府最优先的课题，因此,与经济增长率相比，总就业人数的增长率非常低这一被称为"无就业增长"的现象很令人忧虑。按理说,用更少的劳动力进行更多的生产，不应该是件坏事情,因为它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正是由于以劳动力为首的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向高生产率的非农业部门转移，从而带动整体经济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考虑到劳动供给正成为增长的制约因素，中国要维持高增长，不能单靠创造更多的就业，更要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也符合政府追求的由"粗方式"向"集约式"的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
（注）此处测算是根据下述回归分析法方程式计算的结果。
推算期间:1991-2007年
2009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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