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中国自信的“对日关系新思维”

　　近年来，中日两国在经济交流上日趋活跃，而在政治上由沈阳领事馆事件、（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以及教科书等问题引发的摩擦却接连不断。在形式上，中日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已经经历了30多个的春秋，而事实上，两国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正常化。然而，诸如维护朝鲜半岛的稳定等只有两国加强合作才能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放任感情上的对立延续下去，可能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中国在去年秋天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上产生了以胡锦涛和温家宝为中心的新一届领导集体，以此为契机，为打破停滞不前的局面，出现了主张积极改善对日关系的呼声。

　　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的著名评论员马立诚最先在去年12月出版的《战略与管理》杂志上发表题为《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一文。在文章中，马立诚痛斥国内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反日”情绪，认为在历史认识上的“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从马立诚的职位可以看出，《对日关系新思维》与其说是其个人观点，不如理解为新领导层向日本发出的改善关系的呼唤。

　　不出所料，马立诚的文章受到了普通大众的严厉批判，而反映政府意志的中国媒体却出现了许多拥护的论调。其中，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所的时殷弘主任在2003年第二期《战略与管理》杂志上发表的《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一文尤为注目。时主任警告说，中日间的互厌和敌意可能导致日本反华情绪和排外主义进一步加剧，这种恶性循环对中国而言是非常危险的。他同时提出，为牵制美国霸权主义，中日两国也有必要接近，并提出了一些具体对策，建议中国搁置历史问题，同时对日本加强军备表示理解，积极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果这些建议被中国政府采纳，那么必将带来对日政策划时代的变化。

　　与以往相比，出现如此“宽大为怀”的对日新思维，除了领导层的新老交替这一背景之外，还表现了中国的国力以及与之相应的国民自信心的提高。实际上，马立诚在论述日本战争责任的时候，主张中国应该显示出战胜国的“度量”。时主任也建议中国应该以大国的风范和自信主动推进“外交革命”。这里所说的自信必须有实力做后盾。否则，国民就会误入歧途，最终很可能走向几年前的一本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中所体现的那种不健全的民族主义。

　　迄今为止，中国原谅日本心有余而力不足。尽管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进行了宣传，但并没有多少国民认为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依靠自身力量打败了日本。而且，在战后的经济发展中，中国也大大地落后于日本。但是，自从70年代末期实施改革开放路线以后，中国进入了高速增长时期，而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中日两国的经济差距日趋缩小。这势必带来中国国民自信心的恢复。

　　从受害者角度而言，原谅加害者的条件除了对方富有诚意的道歉之外，自己宽容大量的胸怀也非常重要。这一点从近年韩国对日态度的变化中也可见一斑。1998年，金大中总统访问日本的时候，两国间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被划上了句号。此后，两国于2002年共同举办了世界杯足球赛，日韩关系迅速改善。日韩实现和解并不仅仅因为金大中总统恰巧是一位亲日派，而是因为有国民的理解。究其背景，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如同加入OECD所象征的那样，韩国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国民的生活水平接近日本。

　　与日韩关系相比，中日关系的改善明显落后。围绕横亘在中日间的历史问题，中国人经常焦躁地提出“日本人什么时候才会向我们道歉？”，而日本人则抱怨说，“道歉到什么时候，中国人才会原谅我们？”。这正好反映了两国认识上的鸿沟依然巨大。如果善意地进行解释，双方都希望时间最终能把问题解决。可以肯定，随着中国的发展，中日两国的经济差距缩小，双方的和解可望提前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