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然不同的中日农业问题——“非”国民待遇与“超”国民待遇

　　作为“世界的工厂”，中国备受关注，而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忘记它还是一个泱泱的农业大国，农民达3亿6000万人，占劳动人口的一半。中国的人均土地很少，农业缺乏国际竞争力，这些都与日本类似，但由于两国农民在政治上的发言权不同，受到的待遇也截然不同。

　　中国农业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由于土地少，劳动力过剩，农业技术落后，造成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都非常低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着城市与农村差别严格的二元结构，时至今日，农民的社会地位依然低下，并且由于户籍束缚，迁徙自由受到严格的限制，在经济上也被迫承受沉重的负担。即使农民前往城市打工，也在税制和子女教育等诸多方面受到诸多歧视。因此，农民只能享受“非”国民待遇。加之，近年来的农业丰收以及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进口增多，农产品价格不断下跌，导致农民收入增长不畅。农民和城市居民间收入差距的拉大，正在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的农业受到优惠税制和进口限制等各种各样的保障，享受着称得上“超”国民待遇的厚爱。但与此同时，由于年轻人不断涌向城市，日本的农村人口越来越稀少。农民的老龄化问题加剧，而后继者却严重不足。在此情况下，尽管政府提供了各式各样的的保护措施，但依然面临着自给率下降等问题，日本的农业正在步入衰退之路。

　　中日两国农民所受到的不同待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政府决策有多大的影响力。日本在战后不久实施的选举制度，根据当时的人口分布分配代表名额，结果农村的代表占据了国会议席的大多数。后来尽管工业化和城市化双双发展，这一状况一直延续下来，从而产生了国会议员在选举区当选所需得票数明显不同的“一票之差”问题。看一下现在的一票之差，众议院虽有所下降，但最多仍约为2倍，参议院则最多达约5倍，导致那些以农业为主的地区的意见非常容易反映到政府的政策中。而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要产生一名代表，农村则需要相当于城市4倍的选票。换句话说，农民手里的选票份量只相当于城市居民的四分之一。

　　中国要解决农业问题，就必须发展能够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等非农业领域，同时消除对农民在政策上的歧视，给予农民真正意义上的“国民待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最终需要通过民主化来提高农民在政治上的发言权。在日本，国内结构改革及与周边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FTA）的重要性已被广泛认知，但在落实这些政策的时候，总会遭遇农业问题这一“禁区”。对日本而言，要打破经济上的封闭状态，也应认真地着手解决一票之差问题，建立真正的民主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