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展望今后的中国经济发展时，地区差距常常被作为重要的风险因素而受到关注。确实，从中国官方统计的数据来看，城市与农村、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人均GDP差距很大。比如，2001年上海的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为4500美元，北京达到3000美元，大大高出全中国人均900美元左右这一数字。但是，农村地区自给自足的比例很大，而以市场交易为前提的GDP统计未必能够反映其全貌，加之落后地区的价格水平低于发达地区，因此货币的购买力相对要高。此外，如果再考虑到劳动力移动因素，可以说较之实际情况官方统计的人均GDP可能过分地夸大了这种地区差距。
首先，户籍人口是官方统计人均GDP的基础，但却没有反映出实际情况。在大量的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内陆地区流向沿海地区的情况下，由于发达地区吸收了来自其他地区的劳动力，因此实际人口要比户籍人口多，而输出劳动力的落后地区情况刚好相反。因此，官方统计的人均GDP存在着过分夸大了发达地区而同时又过分低估了落后地区的倾向。比如，从2000年人口普查来看，在人口普查的数据上，上海市的人口为1697万人，北京市为1382万人，但从户籍人口来看，上海市为1321万人，北京市为1100万人。基于这种考虑，如果对2000年上海市与北京市的人均GDP进行重新计算，就会发现，按照户籍人口计算的话，上海市的人均GDP为4178美元，北京市为2713美元，而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来计算的话，则分别为3284美元和2167美元，显然变少了。相反，在安徽等一些输出劳动力的内陆省份，由于实际人口少于户籍人口，实际上的人均GDP要高于官方统计的数据。
其次，劳动力的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找平了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就中国国内劳动力的流动问题，日本往往以一种强烈的消极态度加以讨论。特别是从贫困的内陆地区流向富裕的沿海地区打工的“盲流”或“民工潮”被认为将引发中国的动荡，而这种观点似乎已经根深蒂固。然而，现实情况恰恰相反。这种观点认为收入存在差距就会引起人员流动，这无疑都是正确的，但它没有认识到人员流动能够平抑收入差距。投资引起资金流动，从而导致GDP和GNP（国民总收入）在分配等投资收益方面发生背离，同样，劳动力的流动会造成各个省的GDP（生产）和GNP（收入）发生背离。由于沿海地区生产迅速增长，GDP规模也迅速增加。但是，沿海地区必须从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工资支付给大量来自内地的打工者，而大部分工资被寄回了内地。正因为如此，沿海地区的收入（GNP）并没有出现类似生产（GDP）一样的增长，另一方面，内陆地区的生产也没有出现类似沿海地区的增长，但如果把来自沿海地区的汇款计算在内，收入也在相应地增长。这样，我们就应该认为，国内劳动力的流动对于修正地区间的收入差距，进而对中国的政治稳定正在做出很大的贡献。为确保劳动力顺利流动，中国政府正在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
2002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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