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威胁论的善与恶

　　“在一个本来的逻辑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上，有的人总是抱怨别人如何如何地‘强食’，就是不检讨一下自己为什么是‘弱肉’。你既然是‘弱肉’，被人自然就会来‘强食’。真正的出路不在于盼着别人良心发现不来‘强食’，而是自己也奋发图强起来，成为强者。最糟糕的莫过于自己一点不想承受改革与开放的阵痛并积极地进取，而是一味地抱怨别人如何想占自己的便宜，寻求政府对落后的保护。结果是不仅自己继续落后，还会拖了更个国家的后腿、更个民族的后腿，使大家都永世不得翻身。”（樊纲《面对转型之难》，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

　　上述这段话是中国活跃的经济学家樊纲对国内那些在改革开放面前态度消极的保守派提出的批评。有意思的是这段话虽然是对中国国内情况进行的表述，但却不免让人联想到好象是针对日本经济提出的。如同最近流行的“中国威胁论”所显示的那样，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领导亚洲经济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中国40倍的日本，经过失去的10年，已经丧失信心，患上了神经恐惧症。

　　面对中国经济的崛起，日本企业和政府应该如何加以应对？在思考这一问题时，从“好的中国威胁论”和“坏的中国威胁论”两个角度进行研讨或许会有些启发。

　　所谓“好的中国威胁论”是指在承认中国迅速发展的事实这一基础上，将那些优势下降产业的生产基地移向海外，并把这些产业所使用的生产要素转向新的增长领域。对日本而言，通过把技术陈旧的产业转向中国，可以实现日本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通过这种方法，日本经济将重新建立自己的优势，从而可以维持自己的“强者”地位。

　　相反，如同我们在开头所引用的文章所述，所谓“坏的中国威胁论”应该是：那些在与中国竞争中失败的产业，行使政治影响力，挑起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政策当局和经营者把自己的过失转嫁给中国，避开问题的本质，转移国民视线，这样做的结果是拖延改革进程，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却更大。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坏的中国威胁论”固步自封，事先已把日本经济定格在“弱者”的位置，从而丧失了变为强者至关重要的改革良机。日本经济需要的不是一时一地的保护，而是面向未来的长期自我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