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
这次您的研究课题是关于开发援助给直接投资带来的冲击，研究扩展了先行研究，并提出了新的分析。请您谈谈该研究的背景。
木村:
在国家的经济增长中，资金流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开发援助还是直接投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重要的资金流。但是几十年来，尽管开发援助的资金规模巨大，人们却并不清楚其给经济增长带来哪些直接效果。虽然做了很多计量经济学研究，但可以说并没有找到明确的效果。一方面开发援助给经济增长带来的直接效果还不明确，另一方面通过吸引国内投资、物质基础设施投资，或通过吸引海外直接投资，开发援助还有可能间接地提高受援国家的经济增长。因此，如果来看看另一类资金流，即直接投资的情况，虽然直接投资依赖于投资对象国的教育水平和技术水平等条件，但很多实证分析表明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正面效果。所以，如果知道开发援助可以吸引给经济增长带来正面效果的直接投资，那么就可以说开发援助给经济增长带来了间接的正面效果。
虽然也有从同样的理念出发的先行研究，但却是将每个受援国接受的所有援助与所有直接投资数据合计在一起的。这就导致从结果中看不出援助是否吸引来了直接投资。但是，直觉告诉我这种方法也许不对。这是由于，根据信息等的传达以及构筑政府间的关系，人们自然会认为来自某一捐赠国的援助更能吸引来自该捐赠国而非来自第三国的直接投资。具体来说，我的想法是，设想一下日本的援助与直接投资，日本的援助虽然或许会吸引来自日本的直接投资，但不一定会吸引来自德国的直接投资。因此我认为在先行研究中之所以没有清楚地得出结果，或许是由于进行合计的原因，我们想通过对此进行分解，做一些新的尝试。根据计量分析的结果，直觉告诉我们这并非是适合所有国家的东西，而是只适合日本的东西。
编辑部:
该论文的最大贡献是什么呢？另外，虽然论述了日本的开发援助具有其他国家所看不到的效果，即“先头部队（先驱）效果”，但如图2 五个主要援助国在各不同领域的援助比率所显示的那样，日本在经济基础设施方面的援助要比其他国家多。这些差异与援助效果的差异之间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呢？
木村:
先行研究已经把来自所有国家的总援助额分为投向基础设施的援助与非投向基础设施的援助，同时还将援助的效果分为基础设施效果与非基础设施效果。在论文中，为了验证作为第三种效果的先驱效果是否存在，通过使用同一个援助国与受援国的一对数据，来推算出来自某一特定援助国的开发援助给来自该国的直接投资所带来的影响。因此，论文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将开发援助带给直接投资的三个效果进行了分解。
关于援助对直接投资的促进效果，我们首先在假定不存在各援助国之间的差异的情况下进行了推算。如果对推算结果进行概括，一般来说，援助通过为对象国提供经济和社会的基础设施并不能促进直接投资（也就是说，并不存在基础设施效果），而通过为对象国提供关于商务环境的信息也不能促进直接投资（不存在先驱效果）。另外，通过使非生产性寻租活动活跃起来也不会使直接投资减少（不存在寻租效果）。
但是，由于在不同的援助国之间援助的目的、方法、资金的支出方式等存在很大的区别，所以这一假定有可能不成立。因此，作为下一步方案，我们先不去管这一假定，而对某一特定援助国的援助中是否存在与其他国家的援助不同的基础设施效果、寻租效果、先驱效果等进行了验证。关于基础设施效果、寻租效果，我们发现，来自所有援助国的援助对直接投资的影响在非偶然的5%水平时，不具有非偶然的效果。大部分投向经济基础设施援助的日本援助，如果以基础设施的完善为理由成为民间企业直接投资的诱因，那么当然就不仅会吸引来自日本的直接投资，也会吸引来自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但是我们并没有测算出上述结果。因此，我们进一步缩小范围，对五个主要援助国的援助对各自国家的直接投资的促进效果（先驱效果）进行了推算，发现日本对基础设施的援助具有正面先驱效果。也就是说，来自日本的对基础设施的援助一方面促进了来自日本的直接投资，但另一方面却不具有促进来自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的效果。
编辑部:
我们想就将各个出资国与受援国组成一对来推算开发援助与直接投资问题向您请教一下。从作为分析对象的1995年到2002年，接受来自日本的开发援助及直接投资的国家中，有很多东亚国家，接受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援助的国家中则有很多中南美和非洲国家。这些地区间的直接投资的增加程度不同，是否会影响到分析结果呢？
宫岛:
1995年到2002年虽然是作为分析对象，但原来的数据是使用从1985年到2002年按投资计算的数据。从始于1985年的FDI（外国直接投资）的各地区倾向来看，向东亚的投资虽然也有所增加，但对拉丁美洲及中欧、东欧等地的投资也在增加，而且虽然和本文的分析无关，发达国家之间的投资也在以非常强劲的势头增长。这样可以看出，在该时期的直接投资，具有全世界性的增长倾向。此外，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虽然对亚洲的投资有所减少，但这并不仅限于亚洲，对其他地区的的投资也在减少。另外，2000年以后对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投资急剧增加。从这种状况来看，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其实并不是很大。作为参考，请大家看看各地区关于7个主要援助提供国（日、美、英、德、法、荷兰、瑞典）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图表。
数据：出处为OECD直接投资统计，由笔者进行计算。
地区根据世界银行的分类：EAP（东亚、太平洋地区）、EUCA（东欧、中亚）、LTA（拉丁美洲）、MDA（中东、北非）、SA（南亚）、SSA（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
在该推算中，使用了在对两国间的贸易进行计量分析时经常使用的重力模型。具体来说，对包括投资国与投资对象国的经济规模、相对技术水平、地理距离等给直接投资带来强有力影响的变量在内进行了分析。另外，在同时将援助与GDP等被认为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变量作为说明变量而使用的时候，去除其内生性是非常重要（只要存在这种内生性，分析就会发生偏差），通过使用系统GMM的方法，去除了其内生性。
编辑部:
您们希望这一研究成果能够怎样反映在日本的援助政策上呢？
宫岛:
我们的实证结果强调的是与其他国家的援助相比，日本的援助具有显著的特征。这里残留的疑问是，为什么日本的援助特殊？关于日本援助特征的一些讨论，有以下各种观点。日本作为贸易国家，为促进贸易伙伴，特别是亚洲各国的经济发展助一臂之力也符合日本自身利益的认识、日本官民之间存在紧密的协调关系，从8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援助的主要目的在于促进日本的直接投资的观点、以及为了使受援国发展经济，提倡将日本的直接投资和贸易以及ODA结合在一起的“三位一体型”ODA的政府经济部门与民间部门协作等观点。
我们认为援助的先驱效果主要是由下述几点带来的。（1）通过官民之间的信息交换传达受援国的国内状况；（2）日本政府提供援助的事实本身降低了以民间企业为主体的对受援国的国家风险的判断，也就是说类似一种“准政府保证（quasi government guarantee）”；（3）首先通过援助带来了日本的规格以及商业规则，使民间的直接投资较容易进行。也许不限于此，还存在其他因素。
就像开始时谈到的那样，尽管开发援助历经几十年，而且资金规模巨大，但给经济增长带来的直接效果还不是很清楚。而且由于全球化的不断向前发展，接受了很多来自海外直接投资的中国和印度实现了迅速增长，因此在最近的讨论中，人们认识到了民间资金流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从这一点来看，由于日本的援助能够吸引更有可能带来经济增长的民间资金，所以可以说是“有益的援助”吧。但是，援助也有可能被解释为并非为了消减发展中国家的贫困，而是为了日本的民间企业及日本经济，这对于日本来说可并非是一件好事。关于这一点，日本政府同时进行更为直接的与削减贫困相关的援助，并对此进行积极宣传是重要的。这是因为同时实现经济增长与削减贫困是非常重要的。在本论文中，虽然能够证明日本的援助引来了日本的直接投资，但遗憾的是，还没实际证明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关于这一点，将留作未来的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