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早上好！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参加今天的会议，今天召开的这次特别座谈会是我研究所自成立以来的初次尝试，主题为"今后的中日经济关系及经济产业研究所应发挥的作用" 。去年日本实行了贸易保护措施，在日本引起了很大反响，其后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这些无疑会使中日两国的关系发生新的变化。而且今年又是中日建交三○周年，以新闻界为首，中国将是广大社会界及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话题，而我们研究所很久以来就一直关注着中国。今天，在我们回顾过去一年来研究所与亚洲的关系，特别是对中国的研究时，希望青木先生能先谈一谈研究所对这一问题的考虑以及这一年来所取得的成果。
我研究所的目标之一：亚洲经济研究计划
青木：
本研究所并不以组织名义为政府进行政策提案或是搞集体项目研究，而是以研究员的个人研究为基础，以此达到高质量的研究。如果以组织为单位进行政策提案的话，最终会变成"平均值" ，发挥不出研究员的个性。我认为不应该让这种政治上的考虑束缚住研究员的手脚，而应让大家以科学的态度研究自己想要研究的，这正是我研究所的主要研究方式。
但是，尽管如此，大家汇聚到这里，就有互相协助的效果，我们考虑了一种松缓的组织形态，即"研究群" 。本研究所共有9个研究群，其中有情报，技术革新，企业组织等，涉及到国际经济方面的有2个。一个是关于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经济制度是怎样形成的这一课题，WTO也属于其中一个议题。另一个就是我们从以开始就考虑到的"亚洲经济" 这一课题。最近日本出现了"中国威胁论" ，加上日本关税保护措施等问题，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中国成了新闻界的热点话题。其实，在研究所筹建过程中，我们已经清晰地意识到亚洲经济一体化的问题将会越来越重要，所以将亚洲经济划为了一个研究群。因为研究所属于独立行政法人，又是非公务员体制，所以我们可以从民间请来像关先生这样出身香港，又在日本从事了多年研究的人才。我们所说的"亚洲经济一体化" 决不是想要建立与全球性市场一体化相对立的"同盟经济" ，而是认为亚洲经济一体化要发挥与全球性市场一体化相互补充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立场，我们要沿着这个方向进行研究。除了上述研究之外，我们正在尝试建立"ANEPR" 。
"ANEPR" 就是"Asian Network of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即"经济政策亚洲研究网" 。我们希望本研究所能成为中国、韩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的学者与欧美等地区对亚洲经济有浓厚兴趣的学者之间进行交流的"中间站" 。我们已于去年冬天成功地举办了第一届交流会，并邀请了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史蒂格利茨参加。这种尝试我们还会继续开展下去。
主持人：
RIETI如果能够将中国的研究者与日本的研究者、日本的对中研究与中国的对日研究结合起来的话，将会是很有意思的。RIETI的中文网页也是基于此目的设立的。李小姐，请你简单介绍一下建立中文网页的目的，好么?
日本信息匮乏的中国
李：
我本人一直都在日语圈子里，所以强烈希望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我认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信息交流还很不够，所以，双方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误解乃至隔阂。每每看到这些我都会感到痛心，很希望自己能有机会站在客观的立场，相互介绍中国和日本的情况，不管是好的一面还是坏的一面，以此加深两国相互之间的理解，"知己知彼是一切交往的基础" 。我很高兴能从事现在的工作，也深感荣幸。中文网页设立之初的想法比较单纯，既然研究所投入了这么大的气力进行中国研究，就应该把这个信息传递到中国去，所以首先介绍了有关中国的研究成果。但是，在工作过程中我渐渐觉得，很多中国学者对日本经济的研究情况也很感兴趣，比如说，银行呆帐、坏帐的处理方法等等，可以说将日本经济的研究和分析成果介绍过去，对中国来讲是一种参考和借鉴。所以，现在研究所的中文网页尽可能地把日本经济的研究情况介绍给大家。
青木：
去年年末我的著作《比较制度分析》被译成中文出版，于是我在中国进行了为期10天的短期访问，并与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学者们进行了交流。一年前去中国时，大家就硅谷经济模型进行了讨论，但这次中国学者对日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家都很热心地听取了我的汇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外，在日本取得学位的中国学子已经开始在中国各大学发挥重要作用。这么多青年学者的出现，使我对中国科研事业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这批年青学者也非常欢迎我们研究所的中文网页，他们不仅仅自己利用这些信息，还认为通过中文网页，可以使许多不懂日文，读不了日文论文的研究者能共享这些信息，从而加深交流，是一件好事。
周国荣：
我是从去年七月来这里工作的，很快就感受到了研究所浓厚的国际氛围，很是感动。以前我在上海工作时尽管有很多日资企业，但主要部门必须由日本人负责。不管怎么说，总是觉得日本人对国际化并不是很热心。但是研究所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全新的景象。"原来日本也有这么出色的研究机构，而且又是作为经济产业省的下属，且行动独立，可以直接向上反映自己的意见，这对中国的确是一件好事" 。此外，我对研究所的研究课题也非常有兴趣。现在中国经济正处于高度发展期，每年保持着高增长率，但今后也难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研究现在的日本，对处理中国将来的问题可以说是一种借鉴。我能在这里了解到有关日本的各种研究情况，对我来说是非常有益的，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青木：
我刚才所说的"中国研究者对日本很感兴趣" 正是这么一回事。比如说，日本如何处理呆帐，坏帐这个问题。而且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中国国有企业的比重正在逐渐下降，国有企业的生产总值已经降到总产值的30%以下。在浙江省这样的沿海发达省份，还不到5%。国有企业大都实现了公司化，也就是变成了股份公司。但是，董事会骨子里还是由企业内部的人员组成。今后这种情况会改变，逐渐会产生由外部人员组成的董事会。因此，经济学者开始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即怎样在由内部人员组成的董事会中注入外部的新鲜血液。他们对日本股份公司的经营管理等方面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兴趣。尽管说中国经济现在保持着高增长率，但说不定迟早也会遇到类似日本六，七十年代曾动摇过日本政局的如交通问题、公害问题等。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和日本之间不应只单纯进行经济一体化，还应互相学习、互相交流，诸如"经济规律是怎样形成的" ，"怎样才能使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 等问题。
关志雄：
我再补充一点。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后，今后中日之间的贸易往来会更加紧密。我认为这正是今后中日两国需要大力合作的领域。中国今后将需要大批懂得国际规则，能够熟练处理国际业务的人才。日本加入世贸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今后中日之间更应加强国际之间的业务交流。比如：如何同欧美国家进行贸易谈判这种问题上， 双方可以商谈，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余地很大。
主持人：
关先生开设了 日文个人网页中国经济新论，您能就此谈谈您的想法吗?
"中国威胁论" 带来了不和谐音，希望客观地评价中国的变化
关志雄：
我对最近出现的中国威胁论这一论调总有一种不和谐的感觉。在这之前日本学术界普遍对中国持悲观态度，而这一年中竟出现180度大转弯，认为中国强大了，对日本是一种威胁。一年的时间里，中国是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变化的。因此，我意识到更为冷静地思考问题的重要。我希望在自己的网页中能尽可能客观地评价中国的变化。这既是为了我自己的研究，也是为了把中国研究者的想法以及他们正在给政府提供的建议译成日语后传达给日本的大众。为什么要做这些呢？这是因为现在日本民众对中国的看法受宣传媒体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而日本记者是通过哪些途径来收集中国信息的呢？主要是询问在中国的日本人，或者把《人民日报》等官方报纸译成日文转载。所以，很难了解真相，也很难客观地把握现状。如果我能尽自己的微薄之力稍稍改变一下这种偏差的话，将感到不胜荣幸。
主持人：
关先生的这个网页最近很受大家欢迎，点击数增加得很快，已成为研究所的"名牌网页"。
关志雄：
谢谢。其实也没什么，只是时间赶的比较好罢了。"中国威胁论" 本身 并不可取，但大家对中国的关心度提高了这个事实不容否认。还有一点是，我原来在野村综合研究所工作过这件事对我现在的研究也很有帮助。在民间研究所即使想做这些事情，可能会因为得不到认可而受挫。
现在我调到这里工作，所长积极推动中国方面的研究，工作人员中也有很多精通汉语，这对我都非常有帮助。正像古话所说的那样，"天时，地利，人和"全占了。
主持人：
真是很精彩。接下来，请津上先生谈谈如何传递正确的信息。
津上：
刚才提到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些悲观论调，确实，两三年前在日本有过这样的议论∶"国有企业改革很艰难，企业背负着医院、学校、幼儿园等重负，中国的改革很难顺利进行下去"。
我认为我在中国生活过的那段日子里很有收获，那是因为我意识到日本当时一说起中国经济就是这种国有企业改革论，那种拒不接受的态度很让人费解。我潜意识里觉得如果国有企业改革这么难以成功的话，中国不应该这么赋有朝气，那么一定还有什么我们尚未发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想来想去，终于悟到∶"对了，还有私营企业！" （笑）
于是我就这个问题问了许多人，也读了很多东西，发现在当时的中国，私营、民营企业正在抬头。而这些新生事物在当时共产党正统的意识形态中有些难以定位，不便大张旗鼓地加以宣传，但它们确实在不断地壮大，成了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
我比较早地预感到了中国经济这种新的动力和经济结构改革的萌芽部分。也可以说从那时起，我开始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去年虽说和中国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也没有太多国际间接触，但整个日本都已经意识到中国是不可忽视的，并且开始针对中国进行大讨论。不管是冲着何种方向进行讨论，至少日本开始转舵，意识到必须谈论中国，对这一点我是持肯定态度的。
缺少知识与评论积累的日本
津上：
但是，日本缺少这方面的积累过程。无论是知识方面的积累，还是评论方面的积累，都是以片面的情报来源，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比如说，悲观论占上风的时候，如果有人说： "广东省和沿海地区发展得不得了" ，那么，又会一阵风似地被这种观念所左右。我承认这多少与日本人的性格有关，但稍微客观地分析一下就会明白，还是因为缺少知识的积累，所以才容易被一时的信息所左右。
特别是一涉及到国际关系、日中关系、亚洲关系等课题，让人感到非常遗憾的是日本作为一个国家所创造的附加价值非常少。比如说，虽然也进行日元贷款、文化交流或学术交流活动，但从整个社会角度来看，所达到的效果并不是很大。大家都在分头做自己的事情，却并没有创造出多大的附加价值。
因此，在宏观讨论中日关系究竟该如何发展时，缺少以上所说的踏踏实实的积累。其结果必然是在属于附加价值的那部分，只能照搬美国信奉者们常挂在嘴边的"安全" 、"安全保障" 等概念。
与此相反，我认为不仅仅应该站在日本固有的角度，从政治、外交、安全保障等角度谈论"中日今后会怎样" "亚洲今后会怎样" ，还应该从支撑大家日常生活的经济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今后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积累。
关志雄：
为什么现在日本盛行中国威胁论？为此我也想了好久。听说在欧美很少有这种论调，更多的是"中国如果强大的话，市场也会变大，这是双赢关系，是件好事" 。但是，大多数日本人认为，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虽然提高了，但没什么什么市场。从GDP三面等价原则来看，是无法解释得通的，但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理由主要有两个。第一，几年前亚洲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日本对中国形势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净是人民币要贬值， 如何偿还GITIC贷款等悲观论调。现在可好，一下子跑到另一个极端，变得极端乐观了。这里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近二、三年日本经济在走下坡路。正像一句谚语所说的那样--老婆是人家的好。但是，也象津上先生刚才所说的那样，中国威胁论也有好的一面。如果将好的威胁论和坏的威胁论区别对待，日本人能够想到"中国现在正在努力，日本也应该抓紧" 的话，就能起到警钟作用，当然是一件好事。
津上：
如果日本抓紧的话(笑)。危机感必须要与自己积极的努力联系在一起才行。
关志雄：
遗憾的是，现在不管怎么说还是坏的威胁论占主流。说是一种自暴自弃也好，陷入危机状态也好，动不动就说"如果有什么坏事，也是中国造成的"。这是日本的政治家、企业家对自身的失败采取完全不负责任的态度，我觉得十分遗憾。
超越个人的经验，客观分析问题
青木：
刚才津木先生说"日本人的中国观" 容易被动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因为日本人整体上有只根据个人的亲身经验或通过局限性的观察和表面上的印象，总结出整体结论的倾向。对中国经济如此，对日美经济关系也是如此。
比如八○年代末期的日美关系，单从华盛顿方面来看，确实日美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贸易磨擦。当时我身处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正中心，那里的美国人对亚洲却抱有完全不一样的看法。另外，当时日本还十分盛行"美国衰退论" 。我一再说"没有那么回事儿" ，可新闻媒体还是听不进去。现在对中国也是这样，日本企业通过政治家的周旋，与不景气的国有企业合作，结果进展不顺利，于是就认为"中国人不守信用" 。单单听取日本企业家的看法时，确实有很多人认为中国人不守信用。但是在富士通综合研究所工作的金先生曾做过这样的比较分析，即从日本企业家和欧美企业家中取同样的样本数，看看他们是怎样认识中国的。从结果来看，"中国人不守信用" 这样的怨言在日本企业家中占多数，而在欧美企业家中却几乎没有。是中国人采取双重标准吗？我看不是，而是欧美的企业家从痛苦的经历中学到了中国式的经商办法。刚才小周说日本企业当地化进行得还不够，我也认为中国和日本有必要超越个人经验的局限性，对问题进行冷静、理性的分析，进一步加深理解，共同建立良好的经济关系。
我希望我们这个研究所，也能从刚才所说的印象论阶段"毕业" ，以确切的数字和科学的分析为基础，考虑今后如何加深对中国的理解和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先前讲的ANEPR正是为了这个目标。中国、日本、韩国以及美国的亚洲经济研究者必须超越国界和个人局限性，自由地进行学术交流，RIETI希望能为此提供空间。我想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也是日本为真正的国际化做出了贡献。
主持人：
说起个人经验，也经常听到与日本企业在中国的经验相反的言论，那就是 "中国人到日本留学或工作，最后都是带着厌恶的情绪回国" 。在座的李小姐、周先生、还有关先生，都是在经历了种种磨练后，成为国际型人才的。如果这方面有什么体会的话，请讲给大家听听好么?
关志雄：
要得到日本同事的认可恐怕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吧。这是一个难关，如果这一关过去了，之后就好处多了。就拿我来说吧，可能因为妻子是日本人的关系，比较容易些（笑）。在工作中，如果不能证明自己能和大家一样工作的话，恐怕还是很难的。外国人不光在语言上，在许多方面都有障碍。我最开始的研究课题是"日元在亚洲的国际化" 。在这方面已经有过许多讨论，日本人会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为什么日元的问题必须要问外国人呢？" 。所以，为了让大家承认我是这方面的专家，我经历了长时间的艰苦努力。反过来，如果我说我研究中国经济，马上就会被认同。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中国人，又能读懂人民日报，只要是经济学家的话，你马上就可以成为中国方面的专家。就是这样，不看一个人的研究内容，单从表面上做判断。现在回想起来，我也是受益于这一表面论，刚开始时虽然吃了一些苦，但我现在已经开始研究中国经济了（笑）。
青木：
我现在同时身属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教授、副教授加起来大约有30几人，外国人占了三分之二。日本人有我和雨宫先生，也有中国人。研究生院去年新生有25人，有5个美国人，剩下的20人都是外国人。正如关先生刚才一语道破那样，外国人如果语言不好，又不能真正搞研究的话，真的是没人理。但是，一旦大家认为这个人的研究有分量，那就完全不再存在国界的问题。对研究机关来说，在深层次的研究阶段，大家能够互相切磋是非常必要的。
对中国留学生完全缺乏了解的日本人
津上：
现在我正在针对在日中国留学生做一项调查工作。日本今后加深同中国关系的时候，应该高度重视留学生这一重要的人才资源。但是，细想起来，我们对在日本的留学生又知道多少呢？ "他们每天是怎样生活的？毕业以后从事着什么样的工作?" ，我们连最基本的留学生一共有多少人，都不太清楚。于是，我们委托欧美留学生同窗会和日本留学生同窗会做了这项调查。从调查结果得知，在日本大学或研究生院就读的留学生大约有四万多人。除此以外，还有许多为了将来成为留学生，现在一边打工一边学习日语的就学生。大多数留学生在进入大学前都经历过这一过程。就学生大约有二万多人。这样留学生加上留学生的预备军--就学生，共近七万人。除此之外，还有在日本企业里学习技术的研修生队伍，这些人大约有3万人左右。合计起来来日本的各类年青学生大约有10万人左右。话说回来，日本到底有没有真正有效地起用这些人呢？刚才关先生也说了，我觉得非常可惜。如果真的对中国不感兴趣的话，也就罢了，但实际上又这么关心中国，实在是一种浪费。
关志雄：
实际上，留学生问题也是我的一个专业(笑)。刚才所讲的"欧美国家对中国的投资比较成功，而日本就差一些 " ，原因之一就是用人方法不对头。
津上：
是本地采用吗?
关志雄：
可以这么说吧。美国的在中企业一开始多用美籍华人，现在已换为大陆出身、在美国留过学的人。日本拥有很多在日本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这既是一种经济资源，又是一种外交资源。他们回到中国以后，或是从事贸易，或是进入政府机关工作。说不定坐在谈判桌对面的就是多年前的老同学。如果不重视这些外交资源的话，日本的外交在一定程度上也很难展开，这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津上：
刚才关先生根据个人体会谈到："如果不能和日本人取得同样的研究成果的话，就很难被认同" 。我看这是一种谦虚的说法。其实是"如果和日本人取得同样的研究成果的话，很难被认同"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能力不超出日本人很多的话，是很不容易被认可的。日本有些地方还是有这种闭锁性的观念的。
今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速度不断加快，这种闭锁性对日本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刚才所说的本地人才录用问题也许是这方面的集中体现。
不过，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觉得日本在这一点上已经开始转变了，但是必须要实现加速度。从这一意义上讲， RIETI在认识上比大家先行一步，并向大家传播这种讯息，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人才匮乏的日本
关志雄：
在日本经济景气时期，留学生们（其中包括优秀人才）都抱着"到日本留学，从日本学东西" 的想法。但非常遗憾的是，现在高材生都跑到美国去了，另一方面，日本的经营者却认为找不到优秀人才，无法将公司托付出去，现在是一种恶性循环。如何打破这种恶性循环也是一个重要课题。
青木：
周先生是4万留学生中的一员，能从你的立场谈谈你认为日本应该改进的地方吗?
周国荣：
不管怎么说，想来日本留学的人在中国占少数。大家都想到欧美，特别是想去美国的人相当多。我认为这与日本的留学生制度有很大关系。比如说奖学金制度吧，美国就要比日本容易得多。用"容易" 这个词可能不太贴切，但事实上美国获奖学金的途径要比日本多。相比之下，要进入日本的大学或研究生院，不付出比在美国更多的努力是拿不到奖学金的。因此，我认为日本的留学生制度应该进一步完善。
青木：
还是举斯坦福大学的例子说吧，该大学的研究生院每年大约有200名中国学生报考，但只收其中的5名。选谁好呢？完全看这些学生的个人情况，有无经济上的保障并不是考虑因素，原则是选拔最优秀的人才。而这名学生有被其他学校录取的可能性，比如说MIT或哈佛大学，这些均是竞争对手，所以重要的是要先录取该生。录取之后一概不问国籍，发放奖学金，或者是让学生当教学助手或研究助手等办法，以维持日常生活开支，在这方面不存在任何歧视，因此，刚才小周所讲的大家都愿意去美国，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主持人：
留学生的招生制度也好，奖学金制度也好，我认为不应单从问题本身考虑，而应该象刚才津上先生所说的那样，从长远的中日两国关系的角度来考虑。是不是应该从经济性或战略性的观点来制定、完善各种制度呢?
关志雄：
严格地说，留学生问题并不在数量的多少。有一段时期关于日本是否完成了招收10万留学生的目标，大家争来争去，其实根本不是这个问题。关键是如何阻止留学生素质的日益低下。一个浅显易见的道理，如果日本的大学不是一流的话，一流的留学生就不会来。表面上看起来是留学生的问题，但实际上是日本教育、大学体制的问题。如果不了解这一点的话，恐怕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青木：
确实如此。
津上：
这关系到学校等教育机构的问题，进一步说的话，包括社会对留学生的认识能力在内，由于日本在接受留学生的竞争力相当差，逐渐地形成了今天这样的现状。从这种意义上讲，如果能够改变制度的话，也就可以提高中国年青人留学日本的兴趣和期望值，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并没有付出什么努力。今后如果努力下去的话，"边际效应" 还是非常高的。
关志雄：
从个人角度来说留学是一个经济问题。从结论上讲，等于选择到日本留学是在做一项预算性很差的投资。成本高，没多少利润。而且，毕业后又很难就职，还必须学习日语，花费很多时间。如果将来想成为学者，文科类的几乎拿不到学位。考虑以上种种因素，如果我的后辈问我应不应该到日本留学时，我会毫不犹豫的告诉他："不要去" 。如果这种情形不改变的话，就无法讨论下去。
李：
正象津上先生所说的那样，日本虽然举行了很多中日交流活动，但附加价值很少。一项活动结束之后也就仅限于此，很难将影响力扩大到参加者之外的范围。如果问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对现代的日本到底有多少了解，答案恐怕会少得可怜，知道得少，就不容易产生兴趣。从这种情况不难看出，日本缺乏足够的信息传播能力。关键是如何在整体上进行交流，提高日本的认知度。就拿文化交流来说吧，韩国去年在中国的宣传就很积极，韩国的电影和电视连续剧在中国也火得很。世界杯足球赛也热忱地邀请中国球迷。相比之下，日本就差得远了。我认为，如何将当今的日本介绍给中国是非常重要的。
关志雄：
这可是李小姐今后的工作重点啊！(笑)
李：
我知道的一个中国女孩很喜欢日本的设计，想到日本留学，结果父母认为日本人都是工峰，在日本学完后也只能辛苦劳作，最后还是去了英国。对日本的好印象都白费啦（笑）。日本人确实很劳碌，但最近的国际劳动机关调查结果表明，劳动时间最长的国家是韩国，日本排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之后，是第六位。以前的老印象太深，于是新的印象就很淡。应该将现在的日本展现给大家。
"ANEPR" 的目的在于建立亚洲政策研究网络
青木：
就象李小姐所说的，日本普遍只搞一次活动就罢手，这一点确实应该改进。正象座谈会刚开始时我们讲的那样， RIETI为什么要开展"ANEPR" 呢？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亚洲政策研究网络，这不是仅开一次国际会议就了事，而是使参加会议的学者们经常参与到这一网络中，进行正式、非正式的交流。今年4月份ANEPR将召开第二次会议，已经向中国、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经济学家发出了邀请函，还准备邀请美国的学者。
在即将召开的ANEPR会议中，我们想请关心中国问题的学者和新闻界人士参加，以圆桌会议的形式充分地进行讨论。除正式研讨之外，还将设立非正式的交流场地。希望通过这些踏实的努力，将人与人的"连接" 长期地维护下去。
由于津上先生的辛勤努力，经济产业省于去年9月份成功地举办了中日经济讨论会，共有70几名中国经济学者和企业家参加了会议。当时为大家办的是多次签证，这是一件小事，但免去了大家来一次签一次的繁琐手续，随时都可以来日本。一个月前，中国经济学者樊纲来日本参加会议，我问他在日本的逗留时间，他说只有一天半的时间，并高兴地告诉我："因为有了多次签证，来东京就和去上海一样" 。今年4月份的ANEPR，我们也准备请他来。
津上：
参加4月份会议的学者中，如果有人不持有多次签证，我们为他们向外务省提出申请。
青木：
希望一定这么办！这样就可以保持长久的联系了。这种交往日积月累下来的话，如果再发生关税保护那样因意见相左而出现交涉困难的话，我们也能够解决了吧！也就是说，如果发生了问题，可以借助哪怕是非正式的方式，彼此坦诚相见，"到底是什么状态" "该怎样解决" ，可以互相商量着解决问题，如果通过我们的网络可以建立这样能够发挥作用的关系，也是一件幸事。
主持人：
今天真是太感谢大家了。我们强烈地感到了RIETI今后的重任和努力目标，我想我们一方面要成为人才与信息网络的连接点，另一方面还要成为提供分析信息，研究信息功能的研究机构。再次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出席今天的会议，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