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回 从非协调到协调

　　以布朗德（James Brander）和斯潘塞（Barbara　Spencer）利用搏弈论进行战略性通商政策论的共同研究为契机，引起了各种各样的恐慌和批判。其中最为主要的批判是指出，这样的战略通商政策中重商主义的色彩过于浓厚，具有使他国贫困化的特点。

　　也就是说，各国政府出于提高本国贸易利益的目的，具有单方面采取政策（特别指限制输入促进输出的政策）的诱导因素。一般情况下，如果本国政府单独单方面采取这样的政策的话，虽然会改善本国的经济福利（经济方面的富裕度），但却会降低外国的经济福利。如果两国都非协调地采取这种政策的话，很容易陷入使两国经济福利都降低的局面（搏弈论中的“囚犯难题”）。

　　当然，包括他们在内的战略性通商政策的研究者们，并不推荐这样的通商政策。而是再三提醒，要求注意避免从机会以及政府的信息处理能力、因“院外活动”（lobbying）产生的歪曲所得出的战略性通商政策的结论囫囵吞枣的情况。尽管如此，还是发生了政策当局从自身角度出发解释政策的情况。当然，这并不是说应该由布朗德和斯潘塞等人对这种不良影响负责。

　　基本上，各国政府通过协调地调整通商政策，是可以使全体达到更好状态的。从“非协调”到“协调”的转变非常重要。并且，当今社会，能够作为通商政策的协调机构发挥作用的，还只有世界贸易组织（WTO）。比如，即使自由贸易协定（FTA）继续扩大，但如果无法调和WTO中原产地原则等规则的话，全球化的自由贸易是很难进展的。并且，因为缔结FTA之前的关税率越低，根据地区关税的不同所产生的FTA的不良影响就越弱，所以，通过WTO进行的多边交涉还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不光是各国政府间的协调，各国政府内部的协调也非常重要。日本的贸易交涉牵扯到复数的政府部门的情况很多，正因为各个部门的利害关系很复杂的交织在一起，不可能把交涉的全部权利单独赋予任何人，因而，产生了无法提出明确的交涉战略的情况。这一点，和美国将贸易交涉的权限全部集中于美国贸易代表署（USTR）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没有政府内部的协调，想要达到政府间的协调是非常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