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的实现与制度上的诸课题

　　现在，实现创新不仅在学术领域和商界，在各国也被看作最重要的政策课题。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使用的创新一词的语源，据说来自拉丁语innovare（在既有事物里注入新事物，使之翻新）。作为表示创造性变化的重要性的概念已被广泛使用。在2006年3月出台的政府第三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也多处使用创新一词，它被定位为现今日本的最高政策目标之一。

　　古今东西，创新在打破种种制约条件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有意识地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被采用是出于两个客观条件。第一是日本长期以来经济增长的停滞。20世纪80年代末期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失去经济增长的辉煌和自信，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时期。从时序数据来观察经济增长率，日本经济10年多的停滞，对经济增长的自信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从截面数据进行国际比较，日本的低经济增长非常显著。东亚、美国自不必说，就是与统一后面临着经济停滞的德国相比也有所差距。这种状况成为日本经济正在从世界经济增长团队中掉队的重大警告。第二是日本的低生育率、老龄化带来的对未来的不安。在作为经济增长源泉的资本积累、劳动力的增加方面日本远远不如发展中的东亚。而且，由于老龄化和低生育率还危及必要数量的高质量人力资源的供给。在这种前景下为了实现经济增长，除了提高日本的生产率以外没有其他途径。而提高生产率所依靠的就是创新。

　　在第三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提出了“积累、创造开拓未来的多种多样的知识”，“挑战与实现人类的梦想”，“实现环境与经济两立的可持续发展”，“实现能够持续创新的强韧的经济与产业”，“实现童叟健康的日本”，“实现世界最安全的国家日本”等目标，内阁会议决定从2006年到2011年的五年间投入25万亿日元政府研究开发投资。要实现上述这些目标中的任何一个，创新都是不可或缺的。可以说，在持续削减财政支出的情况下，做出超过过去两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的投资规模的决定，明确地显示出政府寄希望于通过科学技术解决日本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的政策姿态。

　　为了实现创新需要有广度和深度的基础。要建立新的产品和服务、新的社会结构，只有拥有基础学术和文化上的发明和发现、拥有培养从事这些工作人才的教育、拥有实施相关教育的大学、拥有提供新产品和服务的企业、拥有推广新产品和服务调动提供者积极性的市场才有可能实现。为了实现创新，需要的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通过坚实的努力，逐步提高各个阶段的成绩。

　　创新本来给人以创业者的印象，与学术研究之间有一界之隔。但是当前，围绕创新的状况与过去不同，具有将很大的希望寄托在学术研究上的特点。

　　从研究开发投资总额在国家经济规模中所占比例来看，日本的水准绝对不低于欧美。但是，日本的研究开发投资却与欧美的不同。日本的特点是民间部门的投资比例极高，政府投资的比例较低。这种情况在研究开发的用途上导致了基础研究资金短缺，而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资金丰厚这一资源配置上的特殊性。长期以来，日本一直保续着这种由民间部门负担了一大半研究开发经费的特性，而且近年来这一倾向更为显著。政府的研究开发费的大半都被分配到大学和国家研究机构。如果考虑到分配到国家研究机构的经费中还有相当一部分通过委托研究进一步被再分配到民营企业的实际状况，那么真正的政府研究开发投资的规模可以说就等于大学、国有研究机构支出的资金规模。大学和国家研究机构的活动很少接受市场的评价，很多人指责其为效率低下的分配。因此，在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对政府研究开发投资的评价，只有看研究开发投资是否按照期待产生出成果，回报于国民，两个评价重合一起才能实现。

　　从战后到80年代，日本经济通过利用外国丰富的技术和自身的高度吸收能力，确实跑在了世界的前列。其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民间部门。虽然以前也能看到应该增加大学研究经费的意见，但无论是为了实现创新应该更多地寄希望于学术研究的观点，还是大学研究效率低成果也少的批评，都不像今天这样多。

　　笔者认为，今天之所以会把实现创新更多地寄希望于学术研究，是由于人们认识到，民间部门的研究开发效率降低，即使像以往一样以民间部门为中心继续投入研究开发资金，也无法取得出色成果。对日本研究开发投资的效率进行评估的研究，从1970年代开始就一直很兴盛。以黑田昌裕教授为中心的庆应义塾大学的研究小组具有代表性。笔者从初期阶段就一直参与了这个领域的研究。即便是在今天，也有很多研究者致力于分析日本经济的生产率。但是，民间部门、大学等加在一起，日本的研究开发投资中真正投入研究开发的资金到底有多少依然极不清楚，看不到以可以分离的形式对民间部门、大学各自的研究开发投资进行评价的研究。如果研究显示大学的研究开发投资具有较高的社会性收益，它就成为投入大学的研究开发投资太少的证据，如果民间的研究开发投资的收益性不高，它就会成为民间部门的研究开发投资太多的证据。研究开发投资的规模是否合适的问题，是左右民间部门与大学的研究开发经费的分配政策的重要研究课题。

　　应该将创新看作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其中我想举出两个应该注意的情况。一个是学术研究情况，如产生引发结构性改革的划时代的技术。这相当于创新入口的领域。如果根据学术论文的引用或关于科学技术领域优势的特尔菲法调查，日本占据优势的领域虽然不少，但与美欧的距离正在拉开，另外在某些领域，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正在急赶直追。近年来，学术研究成果与创新直接结合在一起、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推动型创新不断增加，因此在实现创新中学术研究所发挥的作用日趋重要。可以以生命科学、信息通讯科学等领域为例。在这些领域中的中坚力量都是些优秀的研究人员集团。在欧美、中国、印度也可以看到，学术研究与创新的结合产生于优秀的研究人员集团。

　　另一个是创新企业化的情况，也就是出口的重要性。虽然听上去或许像是反论，基础性的学术研究是独立于社会变化而进行的。如果考虑到以前在专制国家中也产生过很多学术成果，就可以知道学术即便是与社会变化相隔绝也会向前发展。但是，创新的成果则具有通过提供商品、服务甚至可以变革社会结构的特征。其动力源于追求利润的动机。具有创造性的研究开发与企业精神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充满活力的社会变革。要通过创新产生出新商品和服务，需要建立人人都能够自由参加这种活动的竞争环境、需要社会充分接受这些新鲜事物、需要这种具有创造性的活动在市场上受到好评，并充分获得回报。这样想来，今天日本的社会制度是否能说是适合实现创新的呢？

　　在日本社会通过模仿外国的技术和概念实现了创新的时期，对于切实地实现明确设定的目标，整合性的企业组织、社会制度、报酬体系有效地发挥了作用。论资排辈的工资、长期雇用就是答案。但是自己设定新的目标，在某一概率下对成功进行预测，当确保参与这一事业的人才的流动性、多样性成为问题的时候，日本过去大企业的成功神话也许反而会拖后腿。

　　创新的实现常常是不确定的，也是一个适应变化的事物生存下来的进化过程。创新是从小的市场出发的。还有把用户需求反映在新的创新里的用户参与型创新。另外，在创新实践中中，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作出应对的企业组织也在变化。小规模的创新者成长为大企业的道路有时也许是最佳路线，但如果初期的创新者关心的并不是扩大企业，而是关心开拓下一个创新领域的话，中途卖掉自己的企业，用卖企业的收益作为创新的报酬，也可能是最佳方式。在这种情况下，M&A就为创新带来了巨大的贡献，这种可能性是不容否定的。企业的价值、技术的价值在市场上得到正当评价并进行买卖，在将经营资源向更高阶段交付的意义上，或许是为实现创新的一种重要体制。

　　在创新的过程中，要求企业组织具有多样性。在需要充分理解社会体系，具有实现企业化能力的人才的同时，也需要有孕育企业的社会环境。这不仅仅是商品、服务的市场，也是金融市场、技术交易市场、买卖企业本身的市场。那么这样的市场在日本到底形成了没有？

　　解决这种创新的入口和出口的课题的是人。“从物到人”的重点转换与提高对学术研究的期望不无关系。

　　为了使日本能够成为活跃地实现创新的社会，不应该在以往延长线上单调地增加资源投入量，而是要培养优秀人才和实现灵活多样的社会制度。在触及一些具体事物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图1的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研究开发战略中心（中心主任生驹俊明）整理出来的一张图。该图把创新作为从科学技术产生出来的入口到由企业提供新的产品和服务的出口的一系列连续过程，显示了其中孕育创新的场所。在政策的形成方面，显示出应该将创新作为一个连续过程来处理的提法，这是引人注目的。同时，该图还显示出创新经过那些阶段得以实现，各个阶段中必要的知识、人才、资金的组合都不一样。实现与各个阶段最相适应的知识、人才、资金的组合，是有效率地投入资源使创新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之所以不仅要关注研究开发投资的规模，也要关注投资质量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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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研究开发资金是通过文部科学省、经济产业省、厚生劳动省、农林水产省等纵向制度来分配的，原理上不会重复。纵向实施这种不会重复的制度就意味着创新的一系列过程被分断。由省厅负责将本来连续的创新过程进行纵向分断对于实现创新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阻碍因素。

　　只要政府资金是税款，一般都认为在使用中不取得成果是不行的。但是，创新从入口处不确定性高的阶段在向出口前进的过程中，成功的概率也在逐步提高。从各个单独的计划来看，当然是既有成功也有失败。为应对这种不确定性，在美国已经有了在分配研究资金时引进概率性概念的例子。学术研究的阶段与出口附近的成功概率自然有所不同，这就需要灵活地设计相应的制度。

　　新生产出来的商品和服务，由于迄今为止没有使用的经验，所以本来社会的接受度就不高。在新技术被社会接受之前的一段时间，如果以时间为横轴，以接受度为纵轴，从以往的经验可以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接受度也会画出一条成比例的曲线。在学术研究中虽然限制规则很少，但随着企业化的推进限制规则则会越来越多。近年来重视安全的环境条件使这种倾向更为显著。为了提高与创新相伴随的社会接受度，在确保初期需求的同时，如何控制风险也变得非常重要。由规则来进行控制是方法之一，但却有一律牺牲新颖性的可能性。以保险代替规则来覆盖风险也是应该予以考虑的手段。在今后的创新中，医疗福利将是很大的领域。在该领域中确保安全特别重要，但控制的方法如何却左右着创新的速度。可以以医药品的研究开发为例。在该领域中为了覆盖风险及不确定性，充实保险制度应该有很大的效果。

　　创新的一系列过程是通过人的移动来确保其连续性的，但人才的流动性却直接面临着创新的不确定性这一困难。本来不确定性是通过高报酬予以补偿的。如果优秀的人才能够集中，那不过是因为虽然不确定，但有可能得到良好的待遇，高报酬以及社会的高评价。如果高评价和高报酬确实得到保证，人们绝对不会向不确定且报酬低的场所移动。只有当不确定的事物比确定的事物待遇高的时候才能取得平衡。优秀的人才很少向创新挑战的日本社会的问题就在于这一点。

　　学术研究、技术开发、企业化，无论对哪一个来说人力资源都是最重要的资源。实际上研究开发投资的一半以上是人力费用。如果对从事学术研究和研究开发的人才进行国际比较，日本的人力资源在数量上并不少。但是质量如何不清楚。举例来说，如何区分从事研究开发的研究者与辅助者在日本就不是那么明确。真正从事研究的人才到底是非常丰富还是有所不足，这个问题也不是很清楚。而且，对企业化的不确定过程进行挑战的人力资源在日本的储量极少。风险创业者就是一个例子。

　　对人力资源进行教育并提供给市场是大学本来的使命。社会之所以参与政府研究开发投资的扩大，对学术研究寄予很多期望，只是因为比起大学通过产学联合产生出具体成果，更希望培养并提供能够推进学术研究、担任研究开发、以及能够实现企业化的人才。无法期望大学以外的机构具有这种功能。另外，创新需要国际视野。如果能同时积极引进外国优秀人才，实现相互竞争，就能形成国际市场通用的高级水平的人才。即使在这个意义上讲，通过大学来教育、提供具有国际视野的专业人才也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