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性外交” 论调束缚了日本对华外交的手脚

　　中国的崛起是有目共睹的。东南亚各国似乎已经认定，自己的未来必须寄托在与中国的关系上，尽管他们不能完全丢开在安全保障方面和已经被历史经验印证的中国大国主义的本能戒心，但还是被中国提出的自由贸易构想所吸引，做出了积极的反应。

　　韩国在以朝鲜问题为核心的整个亚洲政策上，尤其重视与中国的关系。上周卢武铉总统访问中国，与其之前的访美和访日相比，对韩国政府来说是出现问题较少的外交活动。韩国舆论界和媒体的反应也是善意的，这与卢总统访问日美时所受到的严厉批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美国布什政权当初虽然将中国划定为“战略性竞争伙伴”，现在却在力图共存。对美国而言，9．11恐怖袭击事件后，与恐怖主义的斗争成为美国的首要课题，在北朝鲜问题上与中国开展合作也变得日益重要。中国也一心瞄准经济发展战略，尽量避免与美国的冲突。

　　而在这种状况下，不少日本人对中国却是一直心存隔阂的。的确，过分强调台湾问题和历史问题，使原本对中国怀有好感的日本人也开始讨厌中国，这是中国外交上的失策。但1998年江泽民访日失败证实了这一点之后，中国马上就对日政策进行了方向性修正。

　　第二年10月，已故小渊惠三首相创建的“21世纪日本构想恳谈会”成员访问中国时，中方对我们传达的具体信息就是，今后中国不再率先提起历史问题和安全保障问题。有一位中国高层人物指出，江泽民访日时的对日政策“目标是正确的，方法是错误的”。

　　这仅仅是战术的变换，还是实质性的政策改变？对此，看法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确凿的，那就是1999年中国对日政策的方向性修正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背景下进行的。随后中国新的外交方针就是营造与美国的协调关系、操纵东南亚、紧盯朝鲜半岛。

　　尽管如此，日本却没有任何动作。或者应该说，日本政府被政治家和民众舆论的厌中情绪和对中强硬论束缚住了手脚，完全没有活动的余地。小泉首相在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上也是优先考虑自身的“自圆其说”，于对华外交并不积极。小泉这样做在日本国内反倒没有受到指责，正说明了问题的根结之深。

　　这种状况也意味着本应与对美外交同样重要的对华外交在日本越来越没有实质内容。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良好的日美关系和稳定的中美关系成全了日本对华外交的无所作为。例如，如今北朝鲜问题的主导权掌握在美中两国手里，日本只是通过日美同盟勉强有所触及，丝毫没有灵活运用日中合作这一外交手段的迹象。

　　这就突显出一种悖论式的状况，即本来提倡“主体性外交”的对华强硬论束缚了日本外交的手脚，结果上反而损害了日本外交的主体性。

　　同时，日本国内对动辄追从美国这种做法也相当有意见。然而在对美外交上也存在着同样的悖论：日本越要对美国发挥自己的主体性，结果却越加深了自身对美国的依存，实际上也就更加限制了日本外交的主体性。

　　例如，日本的民族主义者动辄主张行使集团自卫权，期望借此扩大自卫队的作用，提高日本的主体性。然而，如果日本同意行使集团自卫权，就要与美国共同作战，结果自卫队会愈加与美军一体化。日本的主体性越强，相应地日美同盟就越紧密。

　　讨论外交问题时，洞察日美同盟的分量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认识到，只有在此基础上，日本才能和美国建立起坦诚相待的关系。

　　出于对日本外交现状的不满，于是厌恶中国、一味地批判日本追从美国，这种所谓的“主体性”论调在外交战略上是没有出路的。尽管是无意识的，但只要日本把自己放在与美国、中国同样的位置上看待问题的话，日本就不可能产生对华外交和对美外交协调并进的外交论。

　　如果认识到了这一点，日本的对华外交就会有更大的活动空间。所幸的是当前中美对立处于暂停状态，中国也一直坚持极力避免对日美同盟提出异议的原则性立场。在此过程中，日本应该进一步促进日中两国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的经济相互依存的制度化进程。

　　另外，从更为长远的角度上考虑，日本应该灵活运用非权力政治的软性力量，耐心地建立“市民社会战略”。与多元化的中国社会建立多种多样的网络关系，在中长期可以巩固日本对华外交的基础，同时也能够进一步推进中国与世界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