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可以选择不当外交大国

　　以前，我和各国朋友谈话时，常常会听到他们感叹日本的影响力越来越小，迟迟无法摆脱危机，有时还会外交辞令似地鼓励一句，日本还是很重要的，希望日本尽快恢复信心等等。最近他们又开始担心，既然外交安全保障政策的紧箍咒已经除去了，陷入危机难以自拔的日本会不会突然发作？会不会迫于北朝鲜的威胁而走上包括拥有核武器在内的军事大国之路?

　　可以肯定，多数日本人对这些看法没有什么感觉，不认为是在说自己的事情。由此更可以看出国外对日本危胁的感触之深与日本国内对此的迟钝，两者相差甚远。国外对于日本军事威胁的担心可能是杞人忧天，但对于日本来说，重要的不是国外的这种认识是否正确，而是这种认识已经成了日本外交的羁绊。特别是日本社会党自毁之后，战后和平主义走向衰退，国家主义氛围日益膨胀，这极大地影响了各国对日本的认识，其影响力之大超出了我们的想像。

　　据说最近在美国的大学里，亚洲留学生称那些对外国态度强硬、对历史问题认识保守的日本留学生为“日本新保守主义者”。年青人的这种变化未必能说明整个日本成了国家主义的天下，但可以说随着冷战结束以及日本自民党一统天下的1955年体制(即战后体制)的崩溃，日本国内对政治外交日益表现出一种漠然的不满足，许多日本人因为没有可以替代1955年体制的新的政策支柱而感到迷茫和困惑。

　　现在，日本国内对外交和安全保障问题的讨论越来越活跃，这种现象本身决不是历史的倒退。问题是日本将采取怎样的外交理念？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也就是说要树立什么样的外交形象？这才是至关重要的。从1955年体制崩溃到现在十年已经过去了，日本必须从体制崩溃后的迷茫中走出来，找到一个健全的讨论核心。

　　对包括宪法在内的战后体制不满也好，对各国对待日本的态度不满也罢，如果只是为了泄愤而提出自己的主张，终究是空洞无味的。日本的执政者常常搬出模糊不清的“大国日本”的论调，同样让人感到言之无物。日本人提出搞“大国外交”时，往往不是在说日本的现状，而是对日本称不上大国外交这种现状的慨叹，振奋精神的成分更多些。实际上“大国日本”的形象仅仅限于经济方面，在外交和安全保障等其他领域，日本连“一般国家”的作用都没有发挥出来，这比较接近日本外交的现状。

　　战后日本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就是放弃对权力政治的参与，这是二战后美军占领时期日本首相吉田茂做出的选择。吉田毅然决定将《和平宪法》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作为日本外交的两大支柱，这是对军国主义的反省，并彻底地与传统意义上的大国外交主义诀别，具有深远意义。

　　吉田路线在牵制传统意义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实际上，传统的国家主义者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将改宪问题排除在政治议题之外，被走中庸路线的日美基轴主义兼收并蓄了。岸信介首相提倡在“平等”的基础上加强日美安全保障同盟关系，这一对美外交方针可谓是当时的先驱。

　　这些不都说明了以吉田的选择为开端的，战后日本实质上实行的“中等国家外交”政策具有相当的坚韧性吗？从这个意义上说，被视为传统民族主义者的原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出任佐藤内阁的防卫厅厅长时，一面推行“自主防卫”，一面主张日本为“无核中等国家”，就很耐人寻味。对中曾根而言，这两点是确认安全保障政策的基本。80年代他任首相后推行了建立在紧密的日美关系上的外交政策，实际上是“中等力量外交”的实践。

　　现在我们需要明确的不是战后和平主义退潮后国家主义的复权，而是二战后日本的外交支柱：走下大国间权力政治的舞台、实质上开展中等力量外交。这与目前小泉纯一郎首相的外交主张有相通之处。与日美同盟相伴的信任感是日本实行中等力量外交的根源，而对这种外交而言,“追随美国”这种外交形象只能成为束缚自己手脚的桎梏。只有在充分信赖日美关系的基础上，日本才能考虑如何利用美国等问题，才能提高日本外交的主体性。

　　当然，这不过是实施中等力量外交的原点。原点处于飘摇之中固然无法前行，但日本本可以通过外交发挥作用的领域远远超出日美同盟。当日本以民主主义理念为根本，从中等力量外交的视角重新设计日美基轴主义的外交政策时，日本的外交必将迎来一个全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