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DA投资引发效果迎来曙光

泽田康幸
教职研究员

  不仅在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而且在一直被认为陷入了"贫困陷阱"的南亚和非洲地区也看到了经济稳步增长的兆头。有人质疑,目前日本出现了财政困难,为什么还需要进行政府开发援助(ODA)呢?同时,也有人认为,东日本大地震时,163个国家和地区伸出了援助之手,我们需要重新评估以往的支援。今后,日本的ODA应怎样做呢?

  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威廉·鲍莫尔(William J.Baumol)先生1986年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发表论文指出,战后的世界经济中既有赶超发达国家的国家,也有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进一步加大的国家。在其后的25年中,各国的经济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50年代最贫困国家之一的中国如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东亚以及太平洋地区整体的发展也是惊人的。世界银行的陈绍华和马丁·拉瓦雷(Martin Ravallion)2010年在《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刊载的论文中指出,该地区的贫困人口比率在过去25年中从约80%下降到20%(参照下图)。

图:人均每天生活费不足1.25美元的人口比率
图:人均每天生活费不足1.25美元的人口比率
(资料来源)Shaohua Chen and Martin Ravallion,"The Developing World is Poorer than We Thought,but No Less Successful in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贫困人口的比率也出现持续下降的趋势。过去这一地区充斥着饥饿、战争、渎职,但是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2011年非洲整体增长率上升到4.9%。有人认为这是随着对该地区丰富的天然资源的需求增加而出现的现象,但是资源贫乏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很显著。

  1999年牛津大学保罗·科里尔(Paul Collier)教授和威廉·冈宁(William Gunning)教授(当时)发表论文"弄清非洲经济的停滞",指出经济不增长的原因有"对外经济开放不充分"、"公共部门不完善"、"对外援过分依赖"等。然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爱德华·米格尔(Edward Miguel)在2009年的著述《轮到非洲了吗(Africa's Turn)?》中指出,这些问题得到缓解,各个领域都在接受海外直接投资(FDI),国内经济也十分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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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亚地区也在2011年实现了6.6%的增长。孟加拉国在婴幼儿死亡率等所有社会指标中都显示为最贫困国家,在南亚地区的国家中最具代表性。经济发展使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男女就学率出现逆转,"人口爆炸"问题的人口增长率也急剧下降。根据2011年的调查,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位女性生育孩子的数量)从1989年的5.1下降为2.3。

  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园部哲史等指出,孟加拉国高速发展的背后是面向出口的缝纫业的高速增长,这一行业的发展依靠优秀的人才和积极吸收海外技术等来支撑。美国耶鲁大学副教授Mushfiq Mobarak等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缝纫业通过扩大女性的就业机会使教育投资行为发生变化,促进了女子就学率的迅速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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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上经济增长可以看作民间主导的成果,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支撑经济活动的产业基础设施以及在资金方面和技术方面给予支持的ODA。那么,现实的数据是否支持ODA对受援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这一看法呢?

  2000年克雷格·伯恩塞德(Craig Burnside)和大卫·道勒(David Dollar)(当时均在世界银行任职)发布研究成果,认为只有在受援国的政策环境良好的情况下,ODA才会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但是,该论文引起了争论,受到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拉古兰·拉贾(Raghuram Rajan)等的严格验证的挑战和批评。

  结果,关于ODA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没有得到统一的见解,认为有效和无效两种研究并存共立。美国智囊机构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CGD)高级研究员大卫·鲁德曼(David Roodman)将这种状况称为"无序状态"。

  在学术研究上没有得到一致的结果也许是由于众多的研究在进行统计分析时剔除了ODA的异质性。ODA包括无偿资金援助、有偿资金援助、技术援助,每种方式的效果有可能不同,受援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的特殊性也会对效果产生影响。ODA只是资金和资源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多种形式中的一种,如FDI和移民向祖国汇款、银行融资和间接投资等,因此只将ODA单独抽出来谈论其效果,恐怕原本就比较困难。

  在这一点上,财务省木村秀美和东京大学教授户堂康之于2010年发表的论文很有意义。他们通过分析ODA与FDI的相关数据,发现紧密的官民合作带来的信息共享和投资风险的减弱等可以促进对发展中国家的FDI,即所谓"先兵效果",这种机制有望加速经济增长。韩国高丽大学教授姜晟振(Sung Jin Kang)等使用韩国的数据对该论文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该国ODA促进FDI的效果比日本更强。

  ODA的目的还有传授技术和知识,改善生产率。以往ODA除了提供制造业和农业的生产,还在教育、卫生、行政等方面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援助。木村与笔者等今年发表的论文指出,与国际贸易和FDI相同,这些援助也为技术转移提供了帮助。

  这些研究结果显示出加强ODA与FDI等民间资金、资源的互补性的重要性。今后,不仅要在基础设施领域推进官民合作,还应在更广阔的领域推进官民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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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以后的ODA是为到2015年实现开发和减贫的千年发展目标(=MDG,参见关键词解释)而实施的,近年来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10年韩国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开发援助委员会。尚未结束受援国身份的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实施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成为新兴援助国(参见关键词解释)。

  在各种各样的援助主体崛起的同时,世界最大的援助国日本由于财政状况出现困难,影响力急剧下降。但是,在ODA预算不断缩减的今天,正是日本发挥环境、防灾等方面的经验,以这些领域为中心,对援助内容进行"选择与集中",提高援助质量的大好时机。

  今后日本的ODA有两个关键。第一,作为通过民间投资实现经济增长与减贫的"润滑剂",为援助国与受援国双方提供方便。第二,成为避免世界各种巨大风险的机制。应该积极利用ODA,避免给贫困层的生活造成巨大威胁,例如,起因于欧洲的经济危机、伴随气候变化而出现的传染病蔓延和自然灾害等。这些战略可以视作"后2015年开发目标",成为日本引领国际社会开发目标的关键。

※本中文稿由RIETI翻译

关键词

[千年发展目标(MDG)]
  为具体实施2000年9月通过的"联合国千年宣言"设定的世界减贫八个目标群,规定了至2015年应在减少贫困人口、普及教育、纠正男女差距、改革医疗保健、保护环境等领域实现的目标。近年来,随着最后一年逐渐接近,围绕"后2015发展目标"的学术和政策讨论日益活跃起来。

[新兴援助国]
  以往的政府开发援助(ODA),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以日美等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发展援助委员会(DAC)成员国承担,新兴援助国主要指这些国家以外的援助国。有人指出,DAC国存在不受为改善ODA效果而制定的协调援助等规则的束缚,信息公开也不充分等问题。

2012年8月20日《日本经济新闻》

2012年9月19日登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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