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年11月出席日美经济界人士会议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原本计划由花旗集团的CEO(首席执行官)普林斯先生主讲,可就在当天,因花旗集团在次级房贷危机中遭受巨大损失,普林斯被解职。以这一天为界,此前认为次级房贷问题短时间内会沉寂下来的乐观看法迅速收敛了。
被纳入证券化的原不良债权在世界范围蔓延,一时搞不清哪家金融机构遭受了多大的损失,由于住房价格的下跌幅度和速度造成新的不良债权进一步涌现,等等现象,随着形势的明朗,气氛陡然一变。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时代的巨大转折点到来了。
战后,美国主导的经济复苏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越南战争使美国威信降低、美元贬值压力迫使向浮动汇率制转变、第一次及第二次石油危机引起原油价格和一次产品价格上涨,于是美国经济开始下滑,一直到80年代才得到复苏,其间历经了10年时间,这些事让人记忆犹新。
如今,伊拉克战争长期化引起的世界安全保障的不稳定性扩大、进入今年以来美元持续贬值、原油价格居高不下、以及此次次级房贷危机导致美国住房价格下跌引起个人消费降低和景气下滑风险,综合分析这些因素,呈现出与当初非常类似的局面。
当然,二者之间也存在很大的不同之处,加之最近30年各种制度得到健全,世界经济的应对能力也得到强化,因此不必认为马上会进入70年代那样的噩梦时期。例如成立了IEA(国际能源机构),石油市场成熟了,很难想像会出现1979年的东京峰会上首脑争夺石油分配的局面。另外,中央银行之间的合作更为紧密,货币危机扩大的风险降低。此外,还完善了WTO(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贸易规则,防止国内经济不景气转化成贸易战的组织机构也更加健全。再者,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为应对危机将资本、劳动等资源迅速转移到安全地方的能力得到增强,让人相信摩擦演变为严重的政治问题的可能性降低了。
另一方面,上一次的混乱因素来自日本。美国和欧洲接纳日本成为G7首脑会议(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成员,并纳入金融十国集团G10,同时将日本作为IEA的核心成员,通过贸易措施、货币升值、扩大日本内需等形式解决对外不均衡问题。另外,尽管日本也遭受了石油危机、日元升值等打击,但仍然建立了社会保障等安全网,多数中小企业具有化解危机的能力,可以说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稳定增长。此外,在当时东西方关系紧张的情况下,由于置身于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之下,能够以即使压制国内的不同意见也要支持G7框架的形式推动事态的发展。
如今的中国与当时的日本类似。究竟中国能否像以前日本那样即便忍受经济增长减速也要建立安全网和市场机制,从制度上完善基础设施?能否像日本那样即使压制国内的不同意见也要为世界经济负责而融入世界经济潮流中,建立沟通机制?诸如此类的担心颇多。
针对这种环境剧变,各国都在消除政府部门、限制措施引起的低效率,回应市场价格信号下决心提高经济资源的流动性,从而建立化解风险的体制。尽管处于这种全球性制度竞争之中,日本的态度却是对国外不关心,也不受到外国的关心,一味寻求内部的风平浪静,最近数年企图挽回"失去的十年",将指针往回拨,只能说这纯属自杀行为。如果我们不再次面对财政赤字、低生育率老龄化加剧的事实,拿出勇气来推行伴随着各种痛苦的改革,就会使下一代走上缩小均衡(在需求减少的情况下,通过抑制供给寻求均衡解决问题)的道路。
2008年1月8日 时事通信社iJU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