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看世界新潮流

　　阔别十年后再次居住在美国，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从日本看到的世界和从美国看到的世界范围和厚度差别之大。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10年前日本参与了围绕半导体问题和广场协议等世界上最前卫问题的解决，并且日本的媒体及有识之士等也自然而然地围绕此类问题展开了各种讨论。然而，目前日本参加此类活动的机会较少，媒体和有识之士也不再大张旗鼓地开展类似讨论。下表"占世界的GDP构成比"所反映的正是这一变化的缘由。从占世界GDP的比例来看，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一直持恒，而到2000年以后有所恢复。欧洲虽然在稳步下调，但是目前仍然占有最大的份额。日本从1980年到1990年所占比例急剧上升，而2000年以后逐渐下降，取而代之，东亚，尤其是中国，所占比例迅速上升。

　　结果，美国对世界各国的吸引力不断增强，而且作为话题被提起的也并非向外国学习而是以美国自身的事物为中心，欧洲与日本的比重相应缩小，中国的地位不断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地位虽然有所下降，而从人的形象来看依然具有强大的优势。但是日本却不同，随着存在感的薄弱，使其接受的国际性邀请日益减少，也越来越少在国际舞台上露面。

　　十年前，美国的尖端产业陷入困境，同时受到日本高新科技的威胁。其后，美国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复兴，这其中主要有下述三个要素。首先是这十年间以移民为中心的3000万人口的增加以及随之带来的个人消费的增长。另外，财政收支从1995年到2000年实现了财政盈余，使银行利率也有所下降，政府有余力采用灵活机动的财政金融政策。然而，最为重要的因素还是利用上述优越条件的IT投资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率的上升。这十年间，美国巧妙地赶上了以IT为中心的新型市场化的浪潮。首先，在以往的二十年里，通过数次回合的谈判，实现了经济无国界化，形成了全球性市场。同时，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大量的信息处理可以在瞬间完成，从而使市场日趋强大。结果，由于随着急骤的变化而诞生了强大的市场，因此不管多么优秀的企业、多么有才能的经营者，都面临着以往的投资在环境变化的瞬间有可能一下子成为不良债权的风险。于是产生了一种如果既不能承担风险也不能进行风险管理的企业就不能享受市场机会的优惠这样一种竞争环境。美国具有非常适合这一新时代的社会结构。具体来说，美国对自由和竞争的信仰创造了发挥市场能力最为重要的竞争环境，于是渐渐形成了以投资为中心，可以使用各种灵活手段的自由资本市场，使原本就十分灵活的劳动市场变得更为灵活，进而建立对市场敏感的经营和彻底谋求利益的纯粹市场型公司治理机制。另外，互联网创造出充分利用IT投资和IT基础设施的环境，如今IT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同时已经渐渐摆脱了反生产率的状况而出现具体地提高生产率的趋势。这些变化也使作为发展源泉的R＆D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象以往在三、四年的时间内通过内部研究实现商品化的这种方式，不论是在速度上还是在规模上都已经赶不上时代的要求。结果出现了以改革后的大学为中心的大量研究基地并聚集了使这些研究成果尽快商业化的人员，成为创投企业，这种方式也绝对是美国式体系在自由竞争的环境种制造出来的。

　　此外，人口的增加表明了美国具有能够吸引世界各国优秀人材的魅力。这一点，大学尤其具有实力，更增添了吸引人材的魅力，而且多样性也成为优势之一。同时对教育整体来说，由于人口增加而带来的竞争压力，与学校方面的竞争相互作用，形成了强有力的研究和教育事业体。

　　从资本市场来看，与日本相比而言，美国通过股票市场等使风险资金大量从家庭经济中流向企业，债券市场和信托的发达，又表明个人金融资产通过上述手段流向企业。同时，美国的公司治理方式与日本和欧洲相比，具有证券法的比重远远高于公司法、以出资为中心、股份所有分散等特征。这样，从制度上强调了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相比股东的利益得以最大化，形成不是以银行为中心而是以市场为中心的外部治理。可以说这使美国能够领导世界经济的潮流，成为全球的标准。对佩恩中部铁路公司事件、机构投资家问题、安然事件、世界通信公司事件等丑闻应对迅速，正是由于彻底贯彻董事会的一元化、以公司外董事为中心的公司治理形式的结果。这种结构是一种极端的制度，也遭到将美国式的单一标准强加给其他国家的批评。再看一看英国和德国的情形，在提出一定的原则的同时，当该原则难以实施时就要求解释说明，能够接受一定的例外。这与美国的方式形成鲜明的对照。对于美国式标准强加于其他国家，不管世界各国的反应如何，在资本市场、劳动市场、公司治理各个方面，都建立了彻底追求市场能力的构造，而且就目前来看还是成功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美国经济的复兴带来了什么。首先，由于生产率的急剧上升，带来了不需要雇用的经济复兴，也造成了贫富差距的增大和分配不均等问题，但同时，由于丰富的资金流入了NGO和大学，使更多的人享受到了其恩惠，这也是不容辩驳的事实。这种状况是使美国出现分裂还是带来富裕的社会和新的劳动方式，是一个关键问题。而且，还会产生经营者只贪图利益的公司治理体系如何与企业的社会性责任相互协调的问题。另外，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以及当今的布什政权所表现出来的美国唯我独尊时那种"让世界充满自由和民主"的具有宗教意义的使命感，扩大影响，造成财政上的赤字。当前财政赤字与经常赤字的不断扩大，使人想起了七十年代的越南，感到了一种不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美国经济的强大在本质并没有改变。我很关心的是上述三个问题今后将以怎样的形式展开？

　　 美国与中国在各种意义上的接近是有目共睹的，而且这种状况今后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我在美国所参加的各种学会、研究会中，针对中国的研究要远远多于对日本的研究，而且，针对中国的研究都能获得研究资金，而要研究日本就得不到相应的资金，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和中国在美国的位置关系。有关中国经济，简而言之，就是标榜着任何人都无法解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由于加入WTO实现了美国式的市场经济化，并大张旗鼓地进行国营企业的改革；农村大量人口的流出，支撑中国加入跨国企业的供应链，实现了出口主导型经济的飞跃。这是与日本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顶多能说这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的日本有相似之处。但是，由于国家的规模较大，可以说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冲击，在贸易方面、货币方面、能源方面等都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日本保持在相同的水准。另外，中国国内在制度方面、体制方面的不成熟与上述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是极为不平衡的。在这种意义上来说，今后中国的经济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和较大的风险。摆在眼前的有经济泡沫问题、国营企业的不良债权问题，货币的调整也是不可避免的。在能源政策方面，尤其是自1996年成为石油纯进口国之后，一直陷于在世界各地收购矿区的危机状态。当前美国的中东政策、反恐政策引起了沙特的不安定，与此同时，中国的行为使第二次石油危机以后建立起来的市场化及主要国家的自卫和相互信赖的体系出现不安定。而且，从实质上讲，江泽民路线与新体制路线之间存在一种紧张关系的同时，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式的市场经济这一本质性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导致第二次天安门事件还是带来体制自身瓦解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象其他经济发达国家那样灵活地解决好随之而出现的打击，对于年轻有为的中国行政官员来讲还是极为困难的。我个人认为应该让中国加入到IEA（国际能源机构）和G7（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中来。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初参加了西方国家首脑会议，IEA（国际能源机构）成立后，又参加进来，并成为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参加国之一。如何与中国对话，帮助其度过转轨期的风险，不使中国产生任何不安心理是问题的关键。

　　 站在美国的角度，冷静地将欧盟、日本、中国排列起来作为今后支撑世界经济的伙伴加以考虑时，欧盟虽然执行扩大路线，在制度上却存在着僵化问题，二十年来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持续下降，因此，不能对其抱太大的期望。如果中国还存在着较大的风险，就只有重新评价日本了。也就是说，对于在世界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不良债权的处理也有所进展的日本经济终于开始腾飞的期望值越来越高。而另一方面，不论是在劳动市场方面还是在资本市场方面，对日本能否具备适应全球性市场经济要求的灵活性的疑问，仍然根深蒂固。不仅如此，日本拥有的财政赤字已高达GDP的140%，同时还有劳动力和人口总数的减少问题。然而，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看不出有什么动静的日本经济，由于小泉式的改革渐渐发挥了一定的效果，所以对近期日本的评价也有所改变。反过来说，本次选举的结果，小泉政权今后将走向何处将会改变美国市场对日本的评价，可以说包含着动摇实体经济循环的要素。另一方面，从全球性资金流动受世界对日本经济的认识的影响，从日本方面传播信息这一角度来看，虽然存在着首脑会议等场合，但不具备充分的交流能力，也没有进行开展交流的知识性投资。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十年前，冷战刚刚结束时，美国便开始探索新的世界秩序。其中的一个答案就是美国新保守派所推崇的"向世界推广自由与民主主义"这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是崇高的、自以为是的理念。同时，美国911事件作为一种里程碑，将与恐怖势力的斗争作为中心，经济外交被放到了次要位置。"向世界推广自由与民主主义"这种思想本身并没有受到美国人的怀疑。当前问题的焦点在于，是将这种理念通过一国主义型即布什方式来实施，还是约瑟夫·奈提出的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软力量上。即使说是软力量，也不过是与强大的美国成为一体的软力量，任何人都不会认为单凭软力量会有新天地的。接下来的选举即便是克里占了上风，恐怕这一点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与十年前相比，世界变化的中心已经由欧洲转移到了亚洲。在亚洲，中国虽然受到其他各国的戒备，但是由于扩大了周边国家的进口以及积极参与多国间协定，因此，在经济方面、外交方面的地位都有较大的提升。与此相反，美国虽然至今仍然占据亚洲的中心位置，然而那种赤裸裸地炫耀实力的态度也招致了亚洲国家的反感。韩国年轻一代亲中反美的倾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另外，台湾问题使中美两国处于极为紧张的状态。美国和亚洲国家都期待日本能够在各个领域发挥积极作用，但是，日本无论是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还是学术方面，都显得内向而软弱，难以回应诸国的期待，这一点使人担忧。

问：

从表面上看，日本目前在FTA方面加大力量，而WTO的地位相对有所减弱。您对WTO的日本通商政策的地位持怎样的看法？

答：

由于中国加入了WTO，今后势必出现违反WTO规则的问题。对此，我认为按照WTO的规则处理WTO中的问题这一原则不能改变，WTO的地位并没有下降。日本由于作为日美问题的后遗症对远离WTO存在恐惧以及保护农业等国内原因，一直过于疏远了FTA。但是，考虑到包括刚才所讲到的解决人口问题等也是难以绕过FTA的。

问：

您如何看待中国加盟G7的可行性？

答：

俄罗斯加盟之后，G7（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变为G8，是否让中国加入进来变为G9呢？对于这个问题在加盟国之间存在不同的意见。一方面，G7各国和中国都认为，在G7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上，缺乏中国的讨论没有任何意义，必须让中国加入进来进行讨论，而且从能力上来讲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立刻让中国参加G7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形成G8格局，又会遇到俄罗斯的反对，中国内部也存在部门间的调整问题，从形式上来讲是迂回曲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