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 以医疗为中心

　　通过创新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是医疗改革。如果改革得以实现，那么不仅人们可以享受良好的医疗服务，医疗产业发展的波及效应也能够扩展到所有经济领域。关于改革的讨论不应该交给专家，而是应该有效运用经济财政咨询会议等方式来进行。

　　在面临低出生率老龄化的情况下，对于医疗领域，寻求良好的医疗服务的国民需求不仅进一步升高，而且还期待通过有效运用日本所拥有的潜在能力，使其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是现状很难说日本实现了充分发达的医疗水平，无论是产业还是市场都没有实现充分的竞争。这是为什么呢？我想讨论一下什么样的改革才是必要的。

　　在这一领域，不仅拥有以医生为首的人才方面的优势，还拥有材料产业、半导体产业、电子产业等技术力量很高的产业，与日本所擅长的改良改善、磨合等工作相适合的方面也不少。通过有效运用这种潜力，以改革为杠杆通过企业间的竞争，可以说这是一个可以期待形成发达市场的领域。

　　但是在很多领域中，最新的技术、器械、医药的使用还没有成为可能也是事实。以抗癌剂为例，由于在日本取得批准以及适用于健康保险花费了很多时间，所以患者被迫到外国接受治疗的案例甚至演变为政治问题，人们对这些事实至今记忆犹新。此外，心脏起搏器只能提供一代以前的型号，最新的药剂溶出型器械等的批准手续进展缓慢。

　　在开发最尖端的治疗器械上日本也起步落后，美国的产业规模已经达到七万亿日元，而日本却停留在两万亿日元，即使纵观企业排名，在20位前后才好不容易看到东芝、TERUMO等四家日本公司。

　　如果在医疗器械上与美国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日本医疗领域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首先，在开发初期阶段，工程师与医生的共同作业非常少。即使在临床研究中，由于医生行使自己的主导权会受到严格的限制，结果当使用未被批准的器械时，法律责任含混不清。而且，还有很多先进器械在改良及产业化方面进展迟缓的案例，而在这方面企业的主导权是不可或缺的。

　　此外，由于在疗效的审查上要花费时间和成本，而审查标准又缺乏透明性，所以获得批准需要很长时间。即使在保险制度的应用方面，也有事例显示，改良品也以同样标准审查，从而使人们丧失了改良的积极性。不仅如此，由于回收次品范围的不确定性、民事和刑事的法律责任及社会责任的不确定性等原因，拥有技术力量的企业在参与的时候变得非常谨慎。

　　一方面，医院的经营管理落后，由于利润低所以无法积极地引进先进的器械。虽然进行了引进对不同疾病进行定额支付等方式的改革，但由于基本上是病床与收益直接挂钩，因此积极引进能够使病人早出院的器械和治疗手法的意愿不强，这也给开发带来了不良影响。

　　应最先解决的课题是批准制度。日本的批准制度的出发点是，一方面赋予管理当局以很大的裁量权，另一方面对其结果甚至追究刑事责任。而且，从审查规则迟迟不能确定也可以看出，迄今为止知识的体系化、与外部的共有化等没有取得进展。进而言之，科学合理地对批准带来的好处与风险进行衡量从而做出决定的“行政科学”（Regulatory Science）的思路还没有充分确定下来。

　　因此，管理当局为了回避风险往往会拖延批准。结果不断出现来自外国企业及患者团体的高压促成批准的状况。然而管理当局的速度缓慢，在刑事责任的处理等基本问题上的没有彻底得到追究，使其局限性显露出来。比如在审查员的人数，包括职业训练在内的新职员体制、专业性评价等方面只停留在半途而废的状态中，而且，由于没有采用审查员的判断免受刑事追诉等制度，结果就使其效果无法充分发挥出来。

　　此外，医疗与医疗器械的不匹配还助长了医疗器械批准过程缓慢。由于医疗器械材料多种多样，一个循环平均只有短短的18个月，要反复进行改良，因此改良的批准过程的合理化具有重大意义。日本的制度是以医药为中心设计的，审查员人数也是以药剂为中心，能够对医疗器械进行评判的审查员极少，而且要求改良也达到和新产品一样的疗效，使改良成本很不合理。

　　在运用保险制度方面，由于制度不是尽可能快地使已经可以应用的医药适用于保险，而且改定时期也经常推迟，市场规则无法发挥作用，结果就使价格不是反映出成本与效用的合理价格。因此，买卖价格被设定得比较贵的医药为了扩大市场份额谋求利益最大化，形成了看上去不合理的商业习惯，付出过大的销售成本。相反如果价格设定得比较低，就会使人们失去参与市场的热情。突然减价等非连续性的变更也很多，使开发战略难以建立。

　　更为根本的问题是，风险与经济报酬之间变得过于失衡。不仅缺少产科和儿科医生的问题经常受到指责，而且由于自营开业医生与医院工作医生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医院医生数量减少，进一步加重了医院医生的工作负担。进而还出现了作为医疗失误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事例，使愿意在这种环境下继续从医的人越来越少，导致工作环境进一步恶化，“医疗第一线的崩溃”日趋严重。

　　以医师为首的各种资格之间存在“壁垒”，而且还存在很多无法灵活处理的领域，这些都助长了医疗人才分布不均衡。过度的资格条件，正如自动体外除颤器的案例所显示的那样，使救助人命反而成为一件困难的事，产生了医生以外的人员比美国等国家少得多的状况，还使医院医生的工作条件恶化到超出限度，而且导致了临床研究医生过度忙碌的结果。

　　对于想通过创新实现经济增长，克服低出生率老龄化及巨额财政赤字的安倍内阁来说，在急速扩大的医疗领域，如何在世界上领先进行技术开发和产业化，同时是否能够创造出一个世界各国企业都想前来投资的环境至关重要。

　　在这一领域，由于处理生命的特殊性及具有相当大的信息非对称性、公费的投入等原因，不管哪个国家，在准入和价格设定等方面政府的影响力都很强。现在针对全球化与技术革新，医生、患者、企业都在寻求能够利用最新技术的环境，超越国境正在成为现实，政府的参与方式也正在迎来一个巨大的转变期。

　　也就是说，医疗制度改革并不是单纯地从数字上对医疗费总额及医生数、病床数等进行控制，而是寻求一种制度转变，使各种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制度内部包含着实现高效地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的动机。比如说，有必要通过进一步有效运用综合诊治等，以患者的选择为中心，最大限度地灵活运用价格机制，从而赋予医疗机构恰当的动力。而且，应逐步建立依据其效果来评价医疗器械和药品的系统。

　　建立极力避免医疗失误及药品、器械的缺陷等问题的制度固然重要，但如果因此带来过度的戒备，使提供的医疗服务与器械过少，那么甚至会出现应该得到救治的人得不到救治的状况。特别是对那些不幸的受害者，社会采取某种方式予以补偿固然是应该的，但追究刑事责任一事则应该慎之又慎。

　　医疗领域的问题，不能仅仅依靠迄今为止参与制度设计的专家们的意见，而是应该就其整体形象，通过在经济财政咨询会议上进行集中讨论，从更为开阔的视野来进行研究。与美国等相比，日本在基础性信息方面不够充分，而基础性信息是决定政策时不可或缺的，也是为了患者做出选择。首先，燃眉之急是要进一步加速使更多信息得以公开的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