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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对加息犹豫不决?——质疑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关 志雄
顾问研究员

  10月28日,受通货膨胀和美国利率上涨等影响,迄今对上调利率一直态度消极的中国当局终于作出了加息的决定。此处所说的当局一般都被理解为作为中央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然而在货币政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差,有关调整利率等重要事项,需要得到政府(国务院)的批准。与中央银行把稳定物价作为其政策目标不同,政府在决定货币政策的时候,往往要优先考虑如何确保就业等内容。尤其是政府担心上调利率引发国有企业效益下降以及破产和失业增加,所以一直犹豫不决。作为央行的中国人民银行缺乏独立性可能是迟滞了加息决定的原因之一。

  中国人民银行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的历史尚短。直到1983年,中国人民银行不仅承担着中央银行的职能,而且还向企业和居民提供存款和贷款业务。根据国务院的决定,从1984年起中国人民银行专门履行中央银行职能,与此同时设立中国工商银行,承担商业银行业务。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的实施,在法律上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国的中央银行的地位。2003年,对银行的监管职能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出来,并以此正式成立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会)。2003年修改后的《中国人民银行法》赋予了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稳定货币,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权限。但是,每年的货币供给目标以及利率和汇率的调整等重大事项的最终决定权依然归属于国务院,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尚未拥有完全的独立性。

  而且,虽然在中国人民银行内设有货币政策委员会,但它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咨询机构而已。现在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有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国务院副秘书长尤权,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朱之鑫,财政部副部长李勇,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李若谷,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郭树清,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证监会主席尚福林,保监会主席吴定富,中国银行行长肖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来自外部的学者只有余永定一人,而行政机关的领导人占了委员人数的大半,委员会在决策上的独立性受到制约。

  与拥有独立性的中央银行相比,政府往往不惜牺牲稳定物价的目标,而重视景气和就业等其他的经济目标。但是,从长期看,由于通货膨胀并不能促进就业,因此,追求经济繁荣和扩大就业的货币政策即使一时取得成果,但从长期看,它只会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中央银行不应受利益集团的左右,而应对政府和政党保持独立性,这已经成为专家们的共识。

  在中国,利率政策本来也不应用来支援国有企业这一特定领域。在运用低利率政策来延长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的存在时,就会助长道德风险,资金的运用效率也难有改善。为了在政治和政府的压力下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就必须提高人民银行的独立性。具体而言,人民银行不应隶属于行政机关的国务院,而应置于作为立法机构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之下。其次必须扩大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作用,使之成为最高决策机关。与此同时,组成人员也应减少行政机关的代表,让更多的外部专家学者参与其中。

  日本通过1997年对日本银行法的修改,日本银行的独立性得到了增强。作为日本银行最高决策机关的政策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废除了行业代表方式,而改为由行长、两名副行长和六名审议委员构成。而且,政府再也不能因为委员与其意见不一致而解除该委员的职务。此外,政府不能对日本银行发布从事某项业务的命令。日本银行的这一经验对中国而言也具有借鉴意义。

2004年11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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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1月5日登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