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专访 No.37

将重点放在理工科人才的培养上——创新的长期战略

后藤晃
RIETI教职研究员、东京大学尖端科学技术研究中心教授

  日本政府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为推进产学合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改革不仅使科研补助经费得以增加,同时引进支持大学兴办风险企业的补助制度,放宽对教学人员从事非学术活动的限制,尤其是国立大学法人化,使大学经营的自由度得到提高。根据文部科学省最新的调查,2004年度,国立大学法人与民间企业之间的合作研究共9378项,是上一年度的1.17倍。RIETI教职研究员后藤晃先生长年从事产学合作方面的实证研究,最近,编辑部其研究成果以及政府在推进创新方面的作用等问题,采访了后藤先生。

编辑部:
  听说您最近在研究产学合作政策给大学带来的影响等问题,请问产学合作给大学带来比较大的影响可以列举出哪些呢?

后藤:
  这一实证研究是我和同事马场靖宪先生(东京大学尖端科学技术研究中心教授)共同搞的。首先以东大的工学方面及生物方面的研究人员为对象进行了调查,此后又将调查对象扩展到全国的大学。我们做了问卷调查,对研究人员的论文及专利等进行了计量文献学调查,并针对桥本和仁先生(东京大学尖端科学技术研究中心教授)的光触媒研发与产业化的事例等,进行了一些个案研究。90年代后半期以来10年间大学的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2004年4月的国立大学法人化使人感到大学改革最后整体完成,我们正在对这样巨大的变化给大学研究及产学合作带来了哪些影响进行调查。

  通过调查我们找到了很多问题的答案。最令人感兴趣的情况之一是大学教员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得到加强。虽然大学特别是工学系的研究人员本来就与产业界之间保持着密切的交流,但都是以大企业为中心的。这主要是由于大企业的研究开发费用比较宽裕,下设研究所拥有大量毕业于东京大学的优秀研究人员等。但是,随着一系列有关产学合作的新制度出台,大学与中小企业的共同研究越来越多。有人提出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大学的门槛太高,难以接近,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大学研究人员的意识产生了变化,开始与中小企业一起进行合作研究,我认为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从产业技术开发的观点看,大学研究人员往往从事非常尖端的研究,市场小,市场化过程中存在很大的风险,所以从本质上就有适合中小企业的一面。风险企业就是其中的典型。大学的研究本来就适合于中小企业,以引进新制度为契机,深化了大学与中小企业的合作,可以说带来了正面效果。

  与此相反,我们所担心的是随着产学合作的逐步推进,在研究人员发表论文的问题上,会出现因考虑到产业化而不得不推迟公开论文的情况,或者发生大学研究人员只去做那些有可能与企业共同研究的课题,而忽视教书育人的问题。改革才开始不久,深刻的负面影响目前尚不突显,但从长期来看,由于研究、教育是支撑产业技术的基础,而且这是个非常大的潜在性问题,所以我们认为今后也必须对此予以关注。

编辑部:
  根据国立大学法人2004年度决算概要,在纯利润、外部资金(受托研究与合作研究收入、捐助金)等方面东京大学都名列第一。2005年度东京大学的收入也有所增加,特别是外部资金与上一年相比提高了19%,增长十分显著。这可以视为产学合作得到促进的有力证明,那么成功的因素有哪些呢?

后藤:
  我想一个方面是由于东大产学合作本部努力的结果,如果大学在产学合作上自由展开竞争,那么估计大家会一致认为东大将在竞争中获胜。因为东大规模大,拥有很多出色的研究人员,而且东京集中了很多大企业,传统上东大的毕业生在许多方面都很活跃。这种趋势今后还会保持下去。但是,我们有必要思考仅仅这样是否就足够了。由于地方的国立大学也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使命,如果东大不能保持这种优势,日本从明治时期以来构筑起来的最大的社会基础之一就将崩溃。这是极其严重的问题。因此必须认真思考这一点。

编辑部:
  为了通过推进技术革新体系促进经济持续成长,瑞典在2001年设立了瑞典国家创新系统机构(VINNOVA),致力于强化产官学合作。日本为了强化产官学合作,作为政府应该在哪些方面努力?

后藤:
  在9月5日召开的BBL研习会上,VINNOVA的Per ERIKSSON主任指出,瑞典是最早设立以技术革新为名的政府机构的国家。原则上VINNOVA是对研究开发资金进行分配的机构,也进行技术政策的立案。在日本,很早以前设置了以总理为议长的综合科学技术会议,作为科学技术政策的司令部。但是,虽然说是司令部,事务局从产官学各界只录用了约100名职员,员工数量不足。考虑到科学技术对日本的重要性,这种状况很不充分的。我认为有必要充实员工,应将技术革新与科学技术的关系包括在一起而努力。

※2006年9月5日
“VINNOVA及其在瑞典式创新体系中的作用:2001年以来的成果及对将来的展望”
演讲者:Per ERIKSSON(VINNOVA(瑞典国家创新系统机构)主任)

  此外,美国的总统科学顾问约翰·马伯格发挥的作用对于日本来说可以是一个有益的范例。马伯格先生对科学技术政策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在科学技术领域中的投资与经济增长、环境改善、安全保障等的关系等进行分析,为总统提供建议。而且,他还号召全世界应该进一步推进这样的研究。日本也应该进一步加大关于科学技术政策的科学研究的力度。

编辑部:
  在后藤先生的著作《日本的创新体系》中,参考在产官学合作培养人才方面做得最好的英国的例子,您提出了培养理工科人才、谋求从培养人才的大学向产业的技术转移,构筑长期产业竞争力基础的政策方针。上个月上任的安倍内阁预定在明年7月出台将2025年的远景纳入视野的长期战略方针“技术创新25”。您期望您的研究在制定日本的长期战略方面都能发挥哪些作用呢?

后藤:
  技术创新、技术开发等本质上是需要时间的,比如从开始研发到产品化要花费10年时间,培养人才从小学到研究生院也要花大约20年时间,所以原则上来讲这是一个必须从长远角度来思考的问题。但是在90年代,短期内通过技术提高收益的倾向非常强烈。由于当时经济非常不景气也没有其他办法,但在经济景气已经恢复的现在,回归原来的姿态,以长远的眼光来处理技术创新问题就变得非常重要。具体而言,培养人才是最关键的要点,特别是一定要从培养理工科人才的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关于以往的产学合作,将大学拥有的技术,比如说通过专利形式向产业界转让,这种以技术的流通为中心的讨论虽然有很多,但从今以后应该更进一步将视线转移到技术的生产方面。技术是由科学家、技术专家等生产的。大学本来的职责便是同时进行研究和培养这类人才的工作。长期来看这是最重要的要点,所以我认为应该将重心放在该点上来思考今后的技术革新战略。

采访、撰稿 RIETI网站编辑部 木村贵子(2006年10月30日)

2006年11月2日登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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