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
请介绍一下您目前的研究课题。
THORBECKE:
我目前主要从事全球贸易不平衡以及亚洲国家应该如何应对这种不平衡问题的研究。现在美国从国外进口商品总额与出口商品之间总额之间的差距已经达到每年近7000亿美元。美国只有在其他国家愿意为其提供资金支持的情况下才可能承受如此大的贸易赤字。到2000年为止,外国投资家都乐于通过投资美国的资产来为美国提供资金支持。然而由于股市的下滑以及由恐怖主义及战争所导致不稳定性的加剧,美国吸引外国投资的魅力在不断降低。私人投资者不再愿意为美国提供充足的资本来支付其贸易赤字。这样,一些中央银行,主要是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开始加入购买美国资产的行列,使得亚洲货币币值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大多数人认为亚洲货币应该升值。我在经济产业研究所主要就是研究这种升值会如何影响美国目前的经常赤字以及它将给亚洲带来什么影响的。
亚洲以复杂的生产及流通网络以及所谓“三角贸易”而闻名。在日本、韩国及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由具备较高技术水平的工人生产出半成品并将其运到中国及东盟国家,并由技术水平较低的工人进行组装。组装完毕的成品则出口到世界各地。出口在该地区国内总产值(GDP)中所占比重很高,它表明稳定汇率是东亚整体的一个重要政策目标。我与其他研究者合作,寻求当亚洲面临货币大幅度升值时实现这一政策目标的方法。 来经济产业研究所工作之前,我从事美国的金融财政政策以及这些政策的社会经济影响方面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紧缩货币政策严重地影响了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移民、单身母亲以及其他位于就业链底部的人群。而90年代繁荣的经济则正相反,使这些劳动者大大受益。正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 所言,由于90年代劳动力的短缺,这些相对较为边缘的工人也受到雇用并在工作中得到训练。这推动了生产力的提高并使美国的失业率在没有引发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降低至3.8%。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一位研究者问我是否有兴趣研究这一危机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于是我参加了联合国、世界银行及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的一些研究项目。这些项目是将危机的金融部分做成模式,在此基础上,运用整体经济模型(一般均衡)调查危机如何影响不同种类的工人、家庭及产业。在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时,我来到了位于东京的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在那里我与吉富胜(现为RIETI所长及CRO)、刘利刚(现为RIETI高级研究员)、Iwan Azis教授及他人合作,共同编著了《亚洲危机之后的发展范式》(“Post-Crisis Development Paradigms in Asia”)一书。这本书考察了“亚洲奇迹”、亚洲危机以及亚洲今后的道路。我目前在经济产业研究所从事的研究是其自然延续。
编辑部:
关于中国的固定汇率最近有很多讨论,您能够预见中国的汇率政策会做出重大调整吗?如果是这样,它会带来哪些影响?
THORBECKE:
我想所有人都知道中国将会调整汇率政策。然而如果美国不公开对中国施加压力,这一调整或许会更快做出。由于中国政府不愿意让其国民认为政府是屈服于美国压力而对汇率政策进行调整。所以公开的压力只会适得其反。
在美国施加最新一轮压力之前,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宣布将其汇率调整10%。中国政府认为这足以满足此种货币将来的上下浮动幅度,从而防止投机者把赌注都押在人民币升值上。美国公开表示中国应该调整其汇率10%,但我认为中国似乎并不会照办。他们有可能进行小幅度的调整,比如先调整3%-5%,之后再进行一轮小的调整。不管是调整3%、5%,或者10%,我都不认为这种调整能对现有的贸易不平衡带来显著的影响。其重要性更体现在政治上而非经济上。
编辑部:
最近美国宣布了针对中国纺织品的新的进口配额。这将对中国的对日出口造成什么影响?您认为该如何处理目前美国与亚洲之间贸易的不平衡?
THORBECKE:
我认为配额将产生如下两方面的影响,第一,配额能够带来“配额租金”效果,这会对出口国有所帮助。也就是说当进口国政府人为限制供给时,它将使生产商能够以更高的价格售出商品,而这一更高的价格会带给生产商额外的利润。这样,当中国销售较少的商品给美国时,就会发现售出的商品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如果能在销往美国的商品中赚到更多的钱,则可以降低销往日本的商品价格。第二,原本准备销往美国的商品将会销往其他市场,而日本自然是其中之一。这样中国向日本的出口就会增加。如果欧盟也对中国的出口进行限制,这种可能性就会更高。
考察美国与亚洲之间贸易的不平衡,我认为根本问题源于美国的过度支出。从帐目角度来说,贸易赤字是指投资与国民储蓄之间的差额。国民储蓄等于私人储蓄与政府储蓄之和。美国家庭只把他们收入的1%储蓄起来,而在一些亚洲国家,家庭则将他们收入的40%储蓄起来。而且,美国财政赤字(政府负储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要远远高于很多亚洲国家。这种支出与储蓄的结构自然会导致贸易赤字。因为仅仅依靠汇率的调整,并不足以纠正这种不均衡,所以,为了使全球经济趋于平衡,我认为美国有必要提高储蓄。政府和家庭都应该储蓄更多的钱。
美国的问题出在过去五年间房地产市场几乎上涨了一倍,这就意味着即使家庭不储蓄,他们的财富也在增加。对于美国的消费者来说,他们很容易通过房产抵押贷款来得到这部分财富,并用贷款来进行消费。我认为美国有必要提高利率以抑制房地产市场上的投机,同时抑制这种投机所导致的消费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在美国的利率决定上,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几乎和联邦储备委员会具备相同的决定力。美联储控制着银行同业短期拆借的利率。当其提高该利率时,长期利率并不一定随之调整。这样,美联储提高抵押贷款利率,降低房地产市场投机的能力就是有限的。亚洲的中央银行恰恰相反,他们掌握着近两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如果他们售出一部分,美国的长期利率就将上涨。
这里存在两种极端的可能性。一种是亚洲中央银行持续大量购入美国国债,人为将美国利率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以刺激房地产的价格。另一种是他们抛出美国国债并引发恐慌,导致美国的利率飞涨。我不认为还有一种中间选项,能够使亚洲中央银行售出足够的债券使美国的利率上扬却又能不导致“杀鸡取卵”的后果。
我还认为这个主意能够为解决全球贸易失衡提供某种手段。政治竞技场上及流行刊物对此话题的争论,总有一种最简单一般化的倾向。它总是围绕着某个国家正在采取欺骗手段,应该强迫它遵守公平贸易的规则等话题。但我觉得更有理性的人应该赞同最富有国家的家庭将他们收入的99%用于消费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的看法。尤其是当这种情况还伴随着该国政府拥有巨额财政赤字,以及面临着社会保障及医疗保险方面的债务。经济学家与评论家应该明确问题的要点,即美国的政策应该转向提高国民储蓄。这些意见或许对政治过程施加影响的过程很缓慢,但它们最终是非常有力的。在美国,通货膨胀有害的观念经过了很长时间才得到承认,但现在它已经成为货币政策中的一块基石。
编辑部:
根据您的观点,为了防止亚洲再次爆发金融危机,日本能够在其中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THORBECKE:
我认为日本正采取积极步骤来防止另一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根据清迈协议,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如日本银行,可以为其他面临投机攻击的亚洲国家提供短期的汇兑支持。同时,亚洲债券市场率先提出在亚洲国家间建立一个以亚洲货币为主导的长期债券市场的建议,这将有助于缓和曾经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占据中心位置的“double mismatch”(投资期限和货币种类不匹配)问题。亚洲企业及银行借来美元短期贷款并用于投资由本地货币主导的长期资产。当亚洲货币开始贬值时,企业不得不迅速将本地货币兑换成美元,这同时又增加了本地货币贬值的压力。外国贷款方于是拒绝转借短期贷款,这就剥夺了亚洲企业重组所需要的余地,为此,它们不得不削减生产,于是导致了大幅度的衰退。如果建立一个由亚洲货币主导的长期债券市场,那就可以减轻投资期限和货币种类不匹配所导致的困境。
更为根本的问题是经济学家与政策制定者通常拘泥于上一次金融危机。保罗o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指出所有的货币危机模式都是在事后描述其演变过程。如果另一场金融危机袭击亚洲,它有可能将不同于上一次。因此,重要的是在金融危机大面积爆发之前辨明并纠正金融体系中存在的断层与风险。
编辑部:
尽管日本的金融领域已经从泡沫经济所导致的危机中恢复过来,通货紧缩依然是日本经济所面临的一个问题。为什么通货紧缩如此顽固,针对通货紧缩有什么对策?
THORBECKE:
作为一个局外人,我对日本经济的了解比很多在这里工作的专家要少得多。观察普通的日本人,我发现他们遵守纪律,勤奋工作,充满智慧并富于牺牲精神。然而这些优良品质也有可能成为使通货紧缩持续下去的一个原因。举例来说,家庭主妇看到经济不稳定因素并在家庭消费中厉行节约,这样就会给经济带来通货紧缩的影响。我认为目标在于建立一个基本上健全的经济,使其消费者有消费的信心。
我在经济产业研究所从事的研究与通货紧缩的一个方面有关。日元的大幅度升值将很容易导致通货紧缩。这将使进口商品价格下降而导致消费者价格下降。同时,还将降低净出口额,导致经济活动进一步低迷。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日本经济来说这恰恰是一张错误的处方。
因此,关键在于采用各种方法来缓和日元升值所导致的经济衰退。这或许可以通过低调地并在幕后对美国施加压力,促使美国提高储蓄率来解决;或许也可以通过鼓励企业准备好相应策略来面对升值的日元来解决;或许还可以通过在亚洲范围内协调汇率来解决。但不管如何解决,这确实是必须应对的一个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