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
您指出日本将成为重视"后近代型能力"的"超实力主义（hyper meritocracy）社会"，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本田:
在"实力主义社会"中，接受学校教育后所具备的能力在人们获得社会性地位上受到重视。与其相比，"超实力主义社会"所重视的是"后近代型能力"，即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愿望、与人交流的能力等这类没有具体判断材料的能力逐渐受到重视。这既不是通过努力而能达到的，也没有任何可以明确证明的根据。有人称这倒不如说是天生的资质和家庭环境影响所形成的能力更为恰当。实际上在"超实力主义社会"中，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的正是具有这样出色才能的人
编辑部:
您谈到为了具备这种"后近代型能力"，母亲自身有必要成为孩子的指导员。对此您可以具体解释一下吗？另外，这是否是针对较富裕的家庭所说的呢？
本田:
人们开始强烈呼吁母亲自身有必要在整个生活中充当孩子的指导员，给孩子出主意。当初我以为有这样意识强烈的人一定是高学历的家庭。然而令我感到惊奇的是这种意识在学历较低的女性之间非常强烈。没有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的女性更有一种"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条件，即使有孩子也无法进行教育"的不安心理，从而选择不要孩子的人越来越多。
编辑部:
您谈到有必要建立一个母亲不需以自己的人生为代价，也能够实现孩子的社会性地位的政策，那么您能具体讲一讲具备怎样的环境和条件才是最理想的呢？
本田:
像目前这样，人们越来越对将来感到不安，对于学校教育也越来越持怀疑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有必要制定一种教育政策，能使母亲感到让孩子上一个普通的公立学校就可以确保有足够的实力立足于社会等。因为在学校的学习时间很短暂，所以我觉得扩大学童保育是非常重要的。在公立托儿所，老师工作安定，而且他们都受过正规的保育教育，教育质量很高。但是，学童保育则存在资金不足、承担指导工作的老师职业经历各不相同。如果学童保育能使孩子的课余时间得到充实，能使母亲对此感到放心，那么母亲就可以不必为照管下课后的孩子而放弃工作了。这取决于有相应的教育政策。另外，我还觉得如果能有一种费用既不高但又能帮助照管、教育孩子的机会，那是再好不过的。虽然我不清楚它是属于商业还是社会福利，但据说在一些地方自治体的学校已经采取负责照管下课后的孩子并进行课余教育的措施。我认为这种的市场需要是非常高的。
另外，我对"超实力主义社会"并不持肯定态度，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社会。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迄今为止的近代社会是建立在一个公平、机会平等的基础上的社会。但是"超实力主义社会"总之就是重视创造性、个性和思维等。在赤裸裸的经济竞争中有能力挣钱的人才能生存下去的这种社会，因后近代型能力的有无而造成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我觉得尤其是在发展中的服务经济化中，人们为了不被经济竞争所淘汰，拉近了人和工作之间的距离。
人们逐渐被迫牺牲自己的感情和精神世界，用整个身心去工作，这在社会学上被称作感情劳动。这不仅仅局限于服务行业，其他行业也是如此。它并不是在一天中所规定的时间里集中精力去工作，然后获取相应的报酬，而是要牺牲内心深处的感情世界去从事工作。从这一点上来讲它是非常残酷的。任其发展下去会进一步恶化。我认为这需要通过政策性、社会性的努力来解决，需要有一个专门性的界限划分。还有就是整个社会不应处在一种灵活、软性、难以把握的"后近代型能力"盛行的状态之中，在专业性上，人可以自己武装自己，能够通过发挥专业性参与工作，成为某种缓冲，作为一种工具的专业性是有必要的。
有关报告指出，和日本相比，这样的社会结构相对完善的德国也趋于超实力主义化。我认为在日本社会中有必要建立以专业性为工具的框架。也就是说，虽与保证后近代型能力的教育政策背道而驰，但我认为有必要具备与后近代型能力有无的专业性。从更贴近生活的角度来讲，如果不仅靠母亲，父亲也能参与策划家庭环境的完善，则奠定了母亲走出家门参加工作的基础。我认为从女性活跃于社会的这一角度看这会减轻母亲肩膀上的重担。
编辑部:
我觉得由于母亲为孩子的教育要花费时间，所以为保全工作使之成为可能的生活基础是前提。您认为这和近来的经济形势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本田:
有关报告指出，由于经济形势持续恶化，年轻女性逐渐退出劳动市场。已婚妇女的就业比例也趋于下降。我认为是否需要妻子从事工作来维持生活和就业机会的相互抗衡是一种微妙关系。我觉得女性的工作热情下降是雇用性质的下降所造成的。
编辑部:
我觉得女性为了活跃于社会当然自身的努力是必不可少的，但像来自祖父母照顾孙女、孙子的援助等一些环境性因素也左右着女性的走向社会。不知您的看法如何？
本田:
在过去的研究结果中表明，和祖父母同居对于女性就业起积极作用。如果有能依靠祖父母的条件自然是好，但很难说能依靠祖父母的女性在逐渐增加。而且随着晚婚晚育不断发展的趋势，待孩子长到上学年龄时，恐怕要承担起照顾进入晚年的祖父母的生活。这样一来反而是困难重重，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另外，祖父母的教育方法和母亲要培养孩子具有后近代型能力的想法不一致时，势必在家庭中会产生摩擦。要发挥同居的积极效应，是需要跨过祖父母的健康状况以及素质等一连串障碍的。
编辑部:
在日本，由于男性工作时间过长，所以要实现夫妇共同承担孩子的教育是很困难的。我觉得缩短父亲的工作时间，同时也减少母亲的育儿时间是最理想的，您认为有没有一个创造这样的社会性环境的好办法呢？
本田:
父亲如果能参与孩子的教育，则可以实现更加广泛的教育。荷兰有"1.5工作"的方法。既不是妻子和丈夫各工作1，合起来为2；也不是丈夫做1、妻子做0.5钟点工，而是双方各自工作0.75、合起来获得1.5收入的构思方式。但据了解，实际上在荷兰也是丈夫做1、妻子做0.5的工作方式居多。在日本，劳动时间过长的情况仍在持续，这一问题也经常被媒体曝光，景气虽趋向回升，可自杀事件越来越多。据分析，原因是90年代开始实行的企业精简化，尽管此后工作量增多了，但由于只依靠精简后剩下来的为数有限的人员进行工作，造成了劳动超负荷而导致的。
编辑部:
那么，国际上有没有可以供日本借鉴的成功事例呢？
本田:
没有万能的解决方法和秘诀。无论是哪一个国家的母亲，都是怀着进退两难的心情工作的。不同的国家，其制度性环境也不同，但不管怎样按性别划分职业的似乎都不属制度性环境。从加强这样的意识形态的必要性考虑，有关人士指出需要从青春期就开始进行意识启蒙。然而既进行了教育投资又有能力的高学历女性却不走向社会之现象在日本始终被视为是一个迷。
有项研究，在分析了女高中生和女子大学毕业生的思想意识后，了解到从高中升入大学时女子还是充满自信的。但是此后当面对劳动市场时就会变得意气消沉。进入家庭后为了使自己满足现状，便对自己说因为是按性别划分职业所以自己的人生空间是家庭，以此让自己接受现实。这种意识形态的发展通过长期性的时间体系可以看到。若是如此，那么无论怎样提高对女高中生、女大学生的教育启蒙，女性也会对现实中的劳动市场状况感到沮丧，从而进入家庭。我认为这正是劳动市场、工作岗位的问题。不过尽管如此，学校教育确实很重要。以女科学家问题来讲，在美国的中学以及高中的图书馆中女性科学家的专栏上大量介绍了女性科学家各种各样的伟绩，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女性的科学能力不但不比男性差，相反可能是很高的，这种让人振奋的想法在日本却不曾耳闻目睹。我认为无论个人的意识形态如何，面对后让人幻想破灭的这种劳动市场的现状真是一个问题。
- RIETI政策研讨会 探索女性可以充分发挥作用的社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