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以全球竞争的激化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普及等为背景，大量跨国企业在不同国家完成多元化的业务。将今天的全球经济按照行业的国际化分工进行讨论终究不可能，因此需要细分为企业、产品、甚至生产部门进行精细的讨论。但是，无论如何堆砌鲜活的报告个例，对整体现象的把握仍不充分。虽然美国由于将软件编程外包给印度而威胁到国内就业，引起了政治性反应，但仍需要对现状的冷静把握。
另一方面，在国际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安切斯和海尔普曼（Antràs and Helpman）（2004）等对企业全球化的选择成为引人注目的先行研究。20世纪70－80年代的“新贸易理论”将不完全竞争等真正引入贸易理论分析，对产业内部贸易进行了说明，而此次一系列新的研究潮流（“新新贸易理论”）主要着眼于合同的不完善性，对同一产业内部的不同企业在全球化程度（是否进军海外市场等）上出现的差异进行说明。但微观数据制约的存在，不仅使日本，也使欧洲至今极少对检验“新新贸易理论”的现实可行性进行实证分析。
为此，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实施了由若杉隆平研究主任（京都大学教授，庆应义塾大学客座教授）和笔者共同策划的调查。有关该调查结果的概要和解释，会同RIETI访问学者伊藤万里三人归纳为工作论文（Ito, Tomiura, and Wakasugi（2007）》，并邀请理查德·波尔顿（Richard Baldwin）教授于11月份在东京与CEPR（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共同举办的“企业网络的全球化与外包”国际研讨会上进行了发表。本稿简单介绍其要点。
本次调查在2007年1月向制造业全部行业的几乎所有14062家日本骨干企业和大型企业发送了调查问卷，并回收到近40%的企业问卷，作为学术性调查，这一回收比率是较高的。此外，本次调查问卷考虑到企业填写人员的负担，所有栏目采取了使用复选标记填写的格式，并未对外包金额等业务规模进行计算。
首先值得关注的第一个发现是，进行跨国外包业务的企业依旧仅限于极少数。在此次调查对象的中型和大型企业中也只有21%。中小企业中的比例自然更低（Tomiura（2007）），日本经济整体对海外外包业务的采用仍不充分。
第二，中国占日本企业外包对象的一半以上，包括ASEAN的东亚国家约占四分之三（表1）。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亚洲国家”和欧美国家的比例较低。
第三，即使考虑到本次调查对象仅限于制造业企业的因素，将涉及服务业的业务向海外承包的日本企业也非常少（表1）。
第四，在向海外承包中，以本公司的海外子公司为对象的占近四成（表2）。由于海外子公司属于独立法人而被包含在“外包”范围内，但从实际经济形式上仍是跨国企业的企业内部贸易。
另外，此次也对海外研发业务进行了调查，并获得了宝贵的信息，如日本企业在海外的研发与总部的研发之间多成一体。
今后计划充分运用此次回收的重要微观数据，对处于经济学研究最前沿的、受到各方关注的理论假设的检验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