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革命的终曲——面对资本主义的考验

　　从20世纪70年代末走上改革开放路线的中国，经济一直持续高速增长，但这并非是由于政府坚持了社会主义，相反是由于政府放弃了社会主义。虽然社会主义的招牌依然存在，但社会主义的定义已经变得非常宽松。本来社会主义的三大支柱应该是收入的按劳分配、根据计划配置资源以及以国有企业为中心的公有制。然而，如今，中国收入的两极分化变得越来越严重，资本家占据优势地位。而且，中国于1992年正式放弃了计划经济，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其对象范围不仅包括财产、服务，同时还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进而，改革开放以来，体现国有企业民营化与非国有企业的增长，工业生产中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不断降低，大部分转变为由外资企业及国内民营企业生产。

　　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中国也不例外。实际上，在中国，拥有众多国有企业的东北三省（旧满洲）经济持续低迷，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拥有众多外资企业的广东省以及国内民间企业非常活跃的浙江省都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可以说，促进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促使外资和国内民间企业的发展乃是经济改革的关键所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台了维持大型国有企业，对小型国有企业实行民营化的政策。接着在1998-99年，将国有经济限定在提供公共财产的服务及部分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在竞争性的领域中，不分企业规模，都成为民营化的对象。在2003年召开的16届三中全会上决定以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的主体形式。股份制企业虽然从100%国有开始，但随着国家持有部分的减少，最终变得与资本主义中的股份公司毫无差别。

　　为了对企业进行有效的公司治理，必须具有明确的所有权以及公平且充分的竞争环境。没有明确的所有权的企业容易受到侵害，招致内部控制。国有企业，名义上股东是全体国民，但实际上所有权并不明确。在改革开放初期设立的所谓"红顶企业"的部分民间企业，通过与地方政府合谋运营，并不存在什么"出资"的概念，所有权十分暧昧。很多国有企业处于垄断地位，如果没有公平的竞争环境，则利润就无法成为评价经营者的能力及努力的标准。中国的石油公司及与资源相关的企业之所以利润不断增长是由于原油价格的上涨，并不能说是努力经营的结果。由于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秩序的确立滞后，包括上市企业在内的国有企业中，公司治理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这样，虽然中国已经不能说是社会主义国家，但面向国内，却说目前是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尽管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是在工业高度发达的社会中通过工人阶级的革命而建立的，但中国的社会主义化却是在中国依然为农业国且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状况下进行的。由于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社会主义政策导致了经济发展的挫折，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转变了方针，为了提高作为社会主义前提条件的生产力，积极地采纳私有财产制和市场经济等资本主义的手段。这一阶段被定义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并公开表示这一阶段将持续100年。但是，可以说国民中没有一个人相信在此过程之后将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将会实现计划经济化。实际上中国目前并非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是处于建立资本主义所必须的形成资本、工资、劳动关系的原始资本主义阶段。

　　今后的中国将以成熟的资本主义为目标，必须实现"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以及"从一党独裁到民主主义"的变革。此外虽然也要求实现"从公有制到私有制"的转变，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并不完善，在修订宪法中虽然对此进行了改善，但还没有反映到个别的法律中。进而言之，成熟的资本主义绝非弱肉强食的世界。可以说中国已改变了原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效率一边倒的政策，进入了重视公平的阶段。

　　2002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在2020年实现全面的"小康社会"。所谓小康社会是指比较富裕的社会，生产力还没有那么高，可以说是自我利益优先的社会。从迄今为止的增长率的平均值来看国民应该已经比较富裕，但由于实际收入分配的不公平，还存在众多跟不上发展的农民。如何让更广泛的国民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是一个课题。作为"唯一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日本对于中国来说应该是很好的样本。

　　在制定"第11次五年规划"时，对约100位有识之士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出如下的一些课题。

　　（1）就业
　　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课题并不是人民币问题而是就业问题。除了农村劳动人口过剩，城市中伴随着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而出现的失业者也在不断增加。虽然常常有人在说"不增加就业的增长"，但现状却是尽管经济高速增长，就业状况却一直没有改善。

　　（2）三农问题
　　收入水平最高的上海与最低的贵州省的人均GDP相差10倍以上，纠正城市与农村的差距也是一大课题。如何使农村的剩余人口转移到城市，这也关系到东西部差距的问题。如果不纠正这种差距，消费就会低迷，先不说城市，如果占人口多数的农村部分的消费无法增长则国家全体的消费也无法增长。以同城市与农村的贫富差距的扩大连动的形式，民间消费比率也在减少。

　　作为纠正城乡差距的政策，我想提出以下三个方案。首先就是实现国内版的FTA（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国土辽阔，各省都拥有与一个国家相匹敌的人口。由于省与省之间存在壁垒，物资、人员、资本无法自由流动。如果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生产虽集中在沿海的城市，但由于收入能够回流给地方，尽管GDP集中，GNP则能够平均化。第二，采纳国内版的雁型模式。在沿海地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地价高涨，工资水平也不断提高，这样原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无法立足。不应将工厂转移到越南或印度尼西亚，而是应将其转移到落后的西部及东北地区。第三，由实现了高速增长的地区对经济发展滞后的地区进行援助，即所谓国内版ODA。这里可以参考通过中央政府向地方上转移收入的日本地方交付税制的机制。在中国虽然有对地方的财政转移，但由于向高收入地区的回流占据其中的大部分，并没有充分发挥收入再分配的作用。

　　（3）金融
　　从直接金融上来看，尽管股票市场景气较好，但股价与高峰时相比仍然跌落了一半。这与公司治理的问题也有关系，上市企业中的大半是国有企业，而且其中一大半的股份还不流通，这就导致了经营者的内部控制。从间接金融上来看，四大银行都是国有企业，由于其融资方也是国有企业，无法确立相互之间的公司治理机制。金融本来的目的是将国民的储蓄有效地转化为投资，但这一目的无法实现。当前的政策是将这些银行在海外上市，期待海外投资家的介入以改善企业管理，但由于存在设定持股上限的制约，受到质疑。

　　（4）贫富差距
　　中国不仅存在地区间的差异，在同一城市中贫富的差距也在扩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由于国有企业民营化的过程不透明，容易产生不公。一方面国有企业的干部滥用职权，或霸占国有资产，或以白给一样的价格将企业买下，另一方面民营化以后由于企业效率提高而削减劳动力，这就进一步加重了两极分化。

　　（5）生态系统与资源
　　像石油危机时的日本一样，由于石油价格高涨，中国也不能像原来那样大手大脚地使用了。周边国家都在推进节能政策，如果中国依然采用以往的政策，则国际竞争力就会降低。

　　（6）台湾
　　关于台湾问题，在日本等国家存在很多极端的看法，认为武装冲突不可避免。然而至少在中国的有识之士中间存在这样一种看法，即如何抓住台湾民众的心是制定对台政策的关键所在。中国虽然一直说如果台湾强行独立就会以武力制止，但却没有说要以武力统一台湾。在独立与统一之间存在着广阔的所谓维持现状的均衡状态。现在中国采取的政策是一方面挥舞对台湾独立不放弃使用武力的"大棒"，一方面又提供为统一而促进经济交流的"胡萝卜"。

　　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看与台湾关系的演变，共产党虽然想维持一党独裁的现状，但也想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也希望实现与台湾的统一。由于这三者不可能同时实现，必须放弃其中的某一条，而现状是搁置统一台湾，维持一党独裁与经济的高速增长。不用看天安门事件的例子也可以明白，如果现在使用武力统一台湾，则中国的高速增长肯定会停止。如果寄希望于和平统一，就必须实现政治的民主化，也就是说必须放弃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目前来看，继续维持现状的可能性很大，但从中长期来看，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则较高。

　　（7）全球化
　　在全球化问题上，一方面存在贸易摩擦问题，另外纠正对外资的优惠政策的问题也越来越紧迫。中国在税收方面对外资企业实施优惠政策，如外资企业的法人税只为国内民营企业的一半。这使中国企业，特别是其中的民间企业受到歧视。从而无法展开正常的竞争。人们越来越担心中国经济像中南美那样成为外资企业的殖民地。

　　（8）国内统治的危机
　　在去年的四中全会上，强化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是共同的主题。共产党已经认识到自己执政能力的衰落，力求强化这种能力，但如果沿用马克思的思考方法，如何解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就成为一个课题，为了给共产党的统治带来新的正当性，2001年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了"三个代表"的理论。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文化以及最广泛的人民的利益。这里先进的生产力意味着资本家，而先进的文化则意味着知识分子。很多共产党的干部通过国有企业民营化而成为资本家，民营企业家入党也得到承认。一方面，文化大革命以后完全恢复权力的知识分子已经没有对党进行批判的想法。本来共产党只要代表无产阶级就可以，所谓代表广泛的人民的利益就意味着从阶级政党向全民政党的转变。中国的本意是从一党独裁体制转向一党优势的体制。像日本的自民党这样的体制才是非常理想的。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点，必须通过公正的选举程序，中国目前还没有进行选举的自信，但可以说正朝着这一方向努力。关于这种体制什么时候实现，现在的领导层，即第四代比较困难，但是，可寄希望于文化大革命以后从大学毕业、留学外国并接受了国外的价值观的第五代领导层。如果领导大多来自有留学经历的人，那么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

　　（9）企业、个人、政府的信用缺失
　　说到日本企业进入中国时遇到的障碍，很多人都提起不遵守知识产权、欠款难以追回等信用缺失问题。本次调查虽然不专门以外国企业为对象，但也提出了这一问题，这就意味着中国国内企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果不解决信用缺失的问题，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发展。如果所有交易都是现金交易，市场规模将不可避免地缩小。

　　（10）爱滋病
　　以爱滋病为首的传染病问题也是必须作为社会问题而努力解决的。

　　如果中国花时间解决了这些问题，在2050年回首现在的中国该是会什么样呢？"（1）共产党一党独裁的结束"成为现实，以此为条件"（2）台湾的和平统一"就可以实现了。再加上人民币的升值，"（3）中国的GDP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经济大国"，这就是我的展望。

　　※今天的题目"中国经济革命的终曲——面对资本主义的考验"，从某种意义上也是针对《中国：未完成的经济改革》（樊纲著，拙译，岩波书店，2003年）该如何完成的提问的回答。此外，同名的著作已经由日本经济新闻社于今年5月发行。

问：

人口老龄化是否也是将来的一个风险因素呢？此外，根据以往的例子，很多国家在举办过奥运会后经济都会迎来一个相当大的调整局面，在中国，奥运会会不会成为经济危机的导火线呢？

答：

在2020年前后计划生育政策的负面作用很有可能显现出来。老龄化及劳动力的减少会导致储蓄率的降低，投资的减少，这样就很难维持高增长率，但这并没有什么有效的解决办法。即使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富裕的城市地区的出生率也不会上升，只是贫困的农村人口会增加。今后的十五年是中国最重要的时期。即便现在的高速增长持续下去，十五年后的GDP也赶不上日本。因此，今后的这段时期与其说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期，不如说是最后一次机会，必须认真地加以应对。虽然过去有过奥运会后经济不景气的例子，但出现这种情况或许是由于举办国的经济规模不大。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很大，虽然会导致部分领域的调整，但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会很有限。

问：

有人指出中国还没有确立地方交付税制度，信用保证也还没有实现，对此有什么具体的对策？

答：

关于地方交付税制度的确立，由于存在中央与地方的搏弈关系，所以比较困难。上海的税收只用于上海的建设，财政上的地方分权化过于严重。由于不可能在全国都提供和上海一样的服务，需要制定确定最低限度的公共财产及公共服务的水平，由国家对地方财源不足进行补贴的制度。另一方面，由于法治化的滞后而制约了信用保证。对于侵害私有财产及知识产权的问题，必须公平地按法律办事。通过加入WTO，法律得到完善，但法律的运用却并不彻底。幸运的是，由于地区间吸引外国投资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外国企业以法治作为评价基准，这正在成为完善法治环境的一个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