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之间的合作，长期以来主要是日本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由ODA的接受方转变为提供方，两国的合作中心开始转为联合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就是实现合作的重要平台。此外，由于目前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中日两国在传染病防治方面的合作显得尤为迫切。
什么是国际公共产品
所谓公共产品，是指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产品和服务。这里所说的非竞争性，是指在使用某种产品和服务时，不会妨碍他人的使用。而非排他性，是指在使用某产品和服务时，无法排除他人进行免费消费。所以，非排他性会产生“搭便车”的问题。由于这两个特性，公共产品无法通过市场实现供应优化，如果交给市场，就会产生供给过少现象，所以需要通过政府供应来弥补这种“市场失灵”。具体而言，公共产品包括国防、警察、消防、交通基础设施、环保措施等。日本向中国提供的ODA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可以说日本通过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所谓国际公共产品，是指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效应跨越国境的产品和服务。不仅包括全球性安全保障体系、货币和金融体系、自由贸易体系、对外援助等原有领域，还包括最近越来越受关注的防灾减灾、传染病防治、全球环保等领域。其中，2020 年年初在中国爆发的新冠疫情，由于扩散到周边国家等海外地区，为控制这种“外部不经济”现象，在传染病防治领域，除了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国际机构发挥应有功能以外，还需受到直接影响的相关各国各地区加强合作。国际公共产品，由于不存在负责供给的“世界政府”，却同样存在“搭便车”问题，所以供给不足更为严重。
正如国内的公共产品可以分为“全国性公共产品”和“地方公共产品”，国际公共产品也可以分为所有国家都能受益的“全球公共产品”和仅限部分国家受益的“地区性公共产品”。全国性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提供，全国人民受益；而地方公共产品由各地方政府向本地区居民提供。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可有效弥补中央政府的供给不足，在运作和管理方更为高效。全球公共产品和地区性公共产品之间也存在类似全国性公共产品与地方公共产品之间的补充关系。由于全球公共产品与地区性公共产品没有明确的界限，例如在传染病防治方面就兼具双方特性。
中国挑起国际公共产品的大梁
国际社会一直批评中国长期以来不负担国际公共产品的成本，只知道享受好处，“搭便车”，但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开始率先提出要通过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来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此，中共书记习近平在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上倡议，“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2019年9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提出中国将在国际公共产品供应方面开展以下工作。
首先，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为指引，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重点，已经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从倡议转化为全球广受欢迎的公共产品。
其次，搭建多边对话和合作平台。中国坚定支持多边主义，主张国际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积极搭建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领域多边对话和合作平台。创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合作机构，为全球包容性发展贡献越来越大的力量。发起成立上海合作组织，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努力为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贡献智慧和力量。积极推动朝鲜半岛、伊朗核、叙利亚、阿富汗等地区热点问题政治解决，致力于推动对话协商，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积极参与联合国及其他多边平台气候治理进程，坚定支持并推动《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落实。积极推动落实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及安理会反恐决议，积极参与国际反恐合作。不断加强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安全、极地、外空、海洋等领域国际交流与合作。
最后，积极开展对外援助。中国自身是发展中国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受的贫困与苦难感同身受，力所能及地为他们提供援助。中国坚持正确义利观，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诺、互利共赢，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人员、智力等方面援助，帮助受援国增强自主发展能力，为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众生活、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出更大贡献。
“一带一路”及其面临的挑战
在这些举措中，“一带一路”已经成为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最为重要的平台。
中国政府为实现“一带一路”，采取了包括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构在内的一系列举措，令人联想起美国战后针对西欧国家实施的“马歇尔计划”。所以部分媒体将其称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
“一带一路”正在以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各国基础设施之间的互联互通为中心向前发展。中国依靠本国强大的基础设施生产能力、先进的技术以及雄厚的资金，在调动国际资源的同时，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基础设施方面的供给，消除国际贸易领域存在的各种障碍，提升整个地区的经济合作水平，为沿线国家经济的稳定与增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马歇尔计划”曾经为西欧各国战后复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美国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欧州市场。所以，国际社会也期待以“一带一路”为中心的“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也能为中国与周边各国的双赢发展作出贡献。
然而另一方面，国际社会担心“一带一路”可能成为中国地缘政治和扩大军事势力范围、对原有国际秩序发起挑战的一种手段，中国为了加强其政治影响力，甚至乐于看到沿线国家负债累累陷入“债务陷阱”。为消除这些顾虑，中国政府应采取以下改进措施（河合正弘、2019）。
① 避免向强权和权威主义政府提供以推广“中国模式”为目的的基础设施援助。
② 明确表示“一带一路”不带有地缘政治和军事目的。
③ 遵守沿线国家的规则与法律，努力为当地提供商业机会、就业机会、技术转移和环境保护。
④ 在向沿线国家提供贷款时，充分考虑其还债能力，避免其陷入“债务陷阱”。如果一些国家债务偿还能力出现问题，必须按照一定规则予以解决。
⑤ “一带一路”中的基础设施项目应对所有国家的国民和企业开放，在透明的采购制度下，向企业都能参与。
⑥ 为开展公平运作，让所有沿线国家都能获利，决策方面应采取多边原则。
⑦ 针对大型基础设施和项目，应引进成果评估框架。
中日两国在推动“一带一路”进程中的合作可能性
为实现“一带一路”倡议，中国认为不仅当事各国应开展合作，还需要得到发达国家的支持。中国对日本寄予了很大的期望，2017年时任驻日大使程永华就向日本各界发出了以下合作呼吁。
理念认同。迄今日本对中国提出的国际地区合作倡议或多或少采取了一些敬而远之甚至警惕、抵触的态度，直接原因是近年两国关系出现波折反复甚至一度陷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谷，究其根源还是对中国发展和中国倡议的认识问题。希望日本各界能够更加理性地看待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等倡议，进而认真进行研究，在共谋本地区发展繁荣的事业中找到既符合日本自身利益、也能够提供合作的部分。
政策对接。中日两国同为亚洲国家，发展区域合作、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符合双方共同利益。迄今日本政府在对外合作和开发方面形成了一套政府主导、ODA先行、民间跟进的成熟做法。十分期待日本政府从实现本国发展和深化中日合作的角度，积极探讨双方“一带一路”框架内开展合作的方式和路径，对日本民间各界特别是经济界发挥带动和引领作用。
金融支持。市场的开拓需要资金的支撑，沿线贸易和投资的增长需要更完善的金融服务。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为例，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正在飞速增长，目前AIIB加上世行、ADB的融资能力仍有巨大资金缺口。中国政府鼓励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积极参与“一带一路”金融合作，日本商业银行一是可以通过日本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二是可以通过与中国的商业银行开展同业合作探讨参与“一带一路”的可行性。
项目合作。迄今日本企业对华投资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中国的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将形成新的开放格局，迎来新的发展空间。近年中国企业对日投资增速较快，中方明确宣示愿与有关发达国家一道，发挥技术、资金、产能、市场等互补优势，按照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遵循市场规律，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第三方合作。
通过以上中日合作，就能提高“一带一路”的成功率。这不仅能加快接受援助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对于中国、日本等提供援助的国家来说，也能确保获得石油等稳定的资源供给、巨大的出口市场、以及颇具魅力的投资对象。
全球公共产品也应成为合作对象
中日两国之间，除了通过“一带一路”等提供“地区性公共产品”，还应在“全球公共产品”的供应方面加强合作。
著名国际经济学家、“马歇尔计划”的主要构建者之一、麻省理工大学的“金德尔伯格”教授在其著作《1929-1939世界经济萧条》中写道：1930年代，接替英国坐拥霸权的美国，由于不愿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发挥作用，导致安保、贸易、金融、货币等原有世界体系的崩溃，引发了经济大萧条和世界大战（Kindleberger, 1973）。根据这一分析，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尔将霸权空白引发的国际秩序混乱和战争这一现象命名为“金德尔伯格陷阱”（Nye, 2017）。
目前，逐渐衰退的霸权国美国走上了孤立路线，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应对全球变暖的国际框架《巴黎气候变化协定》、阻止伊朗核开发的伊核协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程核力量条约》(INF条约)等。结果导致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不足越发严重，并有可能引发国际经济秩序的混乱。
中国则与美国完全相反，开始积极提供上述国际公共产品。但是目前问题在于中国是否已经具备替代美国的国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软实力依旧薄弱，很难在国际社会中发挥领导作用。
现在，国际公共产品的稳定供应已经无法仅仅依靠美国一个国家了，为了世界的繁荣与稳定，作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的中国和第三经济大国的日本，应该同心协力，发挥应有的作用。由于目前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中日两国在传染病防治方面的合作显得尤为迫切。
※原载于一般财团法人 日中经济协会《日中经济Journal》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