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报告——摆脱“异端性”,做真正的大国

关志雄
RIETI顾问研究员

  中国的经济规模不久将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位。关于中国的走向及其对世界的影响,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中国研究会(主持人为笔者和东洋学园大学教授朱建荣)发表了《崛起的中国与世界》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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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今后也将保持8~9%的增长,预计国内生产总值(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将于2015年前后,即使按汇率换算也将在2030年以前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中国在世界贸易领域的影响力已经增强,2009年超过德国,出口跃升为世界第一,进口为世界第二(参见图)。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被称为世界工厂,其后,出口重点从原来的纺织品等轻工业产品转变为机械等附加值较高的产品。

图:中国的出口额跃升世界第一
图:中国的出口额跃升世界第一

  中国的产业结构也正在以重工业发展为中心实现产业升级。2009年汽车生产量达到1379万辆,超过美国和日本,跃升为世界第一,粗钢生产量也达到5.7亿吨,占世界总量的将近一半。今后,在世界市场上与发达国家的竞争将越来越激烈,贸易摩擦也将激化。

  另一方面,对于以日本为首的发达国家来说,中国不仅作为“工厂”,而且作为“市场”的重要性也正在增加。以往,除出口之外,一直从需求方面推动中国经济的是资本形成,尤其是政府固定资本形成(基础设施投资)。今后随着劳动力从过剩转变为不足,工资上涨将会加速,推动中国经济将会以企业对节省人力化的投资和居民消费增加的形式,向民间需求转变。其结果,预计中国的进口吸收能力将大幅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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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发展成为经济大国,世界开始要求中国在向世界提供公共资财等方面担负起相应的国际责任。

  据认为,中国外交的三个重点是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国际责任,但是随着时代的演变,其优先顺序也发生了变化。在毛泽东时代,外交的优先顺序是国家安全、国际责任(在“世界革命”的名义下),经济发展处于顺序的最后。到1980~1990年代,经济发展被放在最优先的位置,国家安全虽依然受到重视,但对国际责任的意识则处于三者中的最后,在1997年亚洲货币危机之前基本上等于没有。

  然而从货币危机以后,对国际责任的意识逐渐升高,进入21世纪后,在中国外交的努力目标中,国际责任的优先顺序有了相当程度的上升。在目前阶段,以国家主席胡锦涛为中心的领导层不是决定三者的前后顺序,而是强烈意识到三者之间的平衡。

  这种变化在环保外交中非常显著。由于高速经济增长,中国在消费大量资源的同时,环境污染也越来越严重,在二氧化碳(CO2)排放量方面也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对于成为世界少有的资源消费国和环境污染物质排放大国的中国,必须担负保护地球的责任这一世界舆论正在日益高涨。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国会议(COP15)召开前的2009年11月,公布了减排数值目标,按单位GDP(1单位GDP产出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计算,到2020年之前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至2005年排放量的40~45%。

  此次减排目标不是排放量本身,而是以“单位GDP”为对象,而且是只在国内具有约束力的“自主性”目标,不是国际公约。因此,在国外出现了强烈的不满。不过,中国以往一直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原则作为挡箭牌,主张减排主要是发达国家的责任,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所以没有制定具体的减排目标,也没有做出过承诺。与以前的这种态度相比,可以认为中国已向国际协作迈出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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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中国的崛起在安全防务方面招来了近邻各国的警惕。军费连年持续大幅度增长,中国的军事力量稳步增强。这种情况在核武器和外层空间作战能力方面使美国等国家产生忧虑,在常规作战能力方面使台湾海峡的紧张加剧。特别是以建造航母为中心加强海军建设和积极向远海进军的行动,在近邻各国之间引起了围绕海洋资源和领有权的激烈摩擦。

  为了消除各国的这些忧虑,中国提出了“和平发展战略”。具体来说就是中国坚定不移地保卫世界和平,成为国际体制的参与者、拥护者和建设者。为此,中国已承诺要为睦邻友好政策、反恐和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合作、建立公平自由的国际贸易体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防御性国防政策和世界裁军而努力。

  但是,尽管如此,中国的这些努力并没有能够得到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各国的充分信任。这是因为冷战结束后,中国作为唯一保持社会主义标牌和一党专政的大国,其存在越来越被视为“异端”的缘故。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把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概念作为“普世价值”来接受,还是始终坚持“中国特色”,围绕这些问题,在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首先,保守派主张,所谓“普世价值”只不过是西方或资本主义的东西,中国今后不应追求这些目标。他们提出要警惕“国内外某些势力打着‘普世’旗号,把他们那一套全盘西化的主张和要求塞给我们,企图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冯虞章“怎样认识所谓普世价值”《人民日报》2008年9月10日),认为过去30年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正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今后也应坚持下去。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2007年10月15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17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在报告中做了如下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对此,改革派进行了如下反驳:首先,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是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普世价值”,所有发达国家都共享这一价值就是佐证。而且,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奇迹”也正是接受这种价值的结果。

  进而言之,为了克服中国的政府官员腐败、收入差距扩大、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等不稳定因素,必须进行以建立民主体制为中心的政治改革。从根本上说,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不仅是发展经济的手段,而且也是人类应努力争取的目标。

  改革派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理所当然,对于中国来说,不懈地追求“普世价值”不仅是为了与世界共存共荣,而且是真正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同时,这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

※本中文稿由RIETI翻译

2010年4月1日《日本经济新闻》

2010年6月3日登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