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从新的角度审视"再次进入通货紧缩状态"与"老龄者贫困化

吉富胜
RIETI所长、CRO

  约稿人希望我论述一下日本经济的中长期课题,因此我想以全新的角度探讨下面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景气周期与通货紧缩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换种说法,就是在下次不景气时或许会发生的通货紧缩问题。如果在现在不到0.5%的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进入下一个经济不景气的时期,那么日本经济就会再一次陷入通货紧缩。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

  另一个问题是,作为从事生产的劳动力人口(20~64岁)的减少,必然会导致老龄人口(65岁以上)的相对贫困化。很多财经界人士和一般评论家都认为人口即使稍微减少一些问题也不大。理由是在欧洲发达国家(德国、法国、英国等),相当日本人口一半的6000万~7000万的人口规模不是没出现什么问题吗?或许他们认为,只要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均收入及生活水平就会提高,因此当然也就可以保持富裕的国民生活水平。非常明显,这种看法是毫无道理的。弄清了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需要为防止劳动力人口减少而采取低出生率对策这一问题的紧迫性也就清楚了。

克服长期不景气的因素

  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的长期不景气的状况之所以得以克服,其原因基本上有两条。

  一个是克服了资产泡沫崩溃带来的"资产"紧缩。这是由于资产紧缩的规模,即地价和股价两者的暴跌合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5倍。如果不是动用财政政策,投入防止银行体系危机的公共资金,那么日本经济或许就会像30年代初期美国的大恐慌一样(三年间实质生产降低25%,而且还要加上物价跌落也就是25%的通货紧缩率)陷入大混乱。因此,重新确立银行体系,地价和股价不再下跌对于日本从长期不景气中恢复过来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第二个因素则是企业利润率的恢复,我在本杂志里强调过多次,日本的"物价"紧缩问题的实质并不像很多学者论述过的,是源于物价紧缩→零利率下实质利率的提高→不景气加剧→物价紧缩进一步严重这样一种机制。就算是消费者物价的紧缩最大也不过1%,因此实质利率最高在短期也不过是1%,长期也不过2.5%。毋宁说,企业的利润率过低才是问题真正的关键所在。

  利润率低的基本原因是由于资本的过度积累与相当高的劳动分配(工资)率。以1997年秋的银行危机为契机企业的重组进入实质化阶段。设备投资的削减自不必言,还实行了工资紧缩,打破了名义工资下调的禁忌。工资紧缩是以抑制正式员工的工资,同时相对增加低工资的非正式员工的数量这一形式实现的。这样就削减了企业的固定费用,降低了损益临界点。

  正是由于这种企业利润率的恢复,设备投资才得以恢复,损益临界点的降低带来出口的增长,与利润的提高联系在一起。因此,从2002年春天开始的这次景气恢复及此后持续景气时期,是利润主导和设备投资主导型的景气。巨型喷气式飞机起飞当然是前轮先离地。相当于前轮的便是企业利润与设备投资,而相当于后轮的工资和消费的升力之所以比较弱,是深深植根于前述企业重组的特性中的。

  此外,所谓全球化带来的影响也很大。企业是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如果本国内的工资过高,技术开发能力过弱,实效法人税率过高的话,就会促使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缩小在国内的活动。由于不仅是日本的企业,外国的企业也同样面临着全球化的竞争,所以国际竞争的激化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由于信息技术(IT)革命,体现新技术的新产品迅速成为普通商品(以数码家电为例),产品的生命周期缩短。生产的模块(被分割开的各构成要素)化在取得进展,知识得到数理系统化,发展中国家很容易将模块组装在一起。发达国家的低~中层劳动力的职位被夺走。

  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实物的世界。服务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的白领。电话咨询中心自不必言,会计处理、数据管理、计算机程序的编写等发包给外国的情况已越来越多。

  这就是世界资本主义的新潮流。而且,这还是在冷战结束后,也就是社会主义被消灭后产生的。换言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看到的"资本"与"劳动力"在基本分配上的对立之中,同时在以劳动力一方为中心的对资本力量的抵抗力不断消失的过程中,全球化必然有所发展。

变化的景气周期与不存在不景气的英国

  如上所述,如果对日本经济今天的景气扩展期进行整理,就可以看出今后景气周期的特性可能发生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景气周期的模式情况如下。当经济进入繁荣期的时候,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紧张,由于实质工资的提高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单位产品的)工资成本提高,利润减少。如果要通过金融政策缓和带来的刺激景气的效果来缓冲利润的减少,就会加速物价通货膨胀。因此,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的加速而收紧金融政策,利率就会提高,就会陷入经济不景气。也就是说,劳动力供需的压力与物价通货膨胀的加速是经济不景气的根源。

  但是,在上述利润和设备投资主导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情况下形成的此次经济繁荣期中,物价通货膨胀很难加速。这是因为劳动力市场压力的程度比较弱,劳动成本很难提高。IT革命的技术革新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越强有力,那么即使实质工资提高,也能控制在生产率的提高范围之内,劳动成本很难提高。在最近两三年里,虽然石油价格暴涨引起哗然,通货膨胀却未成为严重问题。这样一来,以抑制通货膨胀为目的的金融紧缩也就没有多少必要了。

  那么,不景气不会再发生吗?不一定。如果企业的设备投资过度导致发生资本过剩,设备投资就会急剧减少,这将会导致不景气的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景气周期主要遵循的就是这种模式。由于战前的资本主义基本上都采用金本位制,所以物价通货膨胀不容易加速,所谓10年周期的设备投资循环占支配地位。通货膨胀问题是在30年代脱离金本位制之后才开始的。

  因此,今天日本经济的一大问题就在于此。经济在物价通货膨胀很低的情况下景气扩大,这种情况自身不管是对于通货膨胀监守人的日本银行,还是对于国民生活来说都是好事。但是,如果由于设备投资过度而导致不景气发生,日本经济就会再次陷入物价紧缩。经济景气时期的低通货膨胀率等于意味着低名义利率。因此,如果在该状况下陷入下一次设备投资周期的不景气,日本经济就会再次陷入在零利率下物价紧缩这一讨厌的问题中。

  那么,怎么办呢?怎样才能消灭景气周期呢?

  作为一个参考案例,或许可以以英国经济为参考,从1992年之后直到今天的15年间,英国经济一直没有经历过不景气。那么,英国经济在1992年以前和以后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第一个变化是撒切尔政权(1979~90年)进行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它削弱了过于强大的工会。而且,与其他管制改革相结合,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提高了很多。再加上以服务业为中心,英国经济整体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得到提高。

  结果,1992年以后实质GDP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5%,实质工资的增长率也与景气变化的方向相同。这一点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景气周期上的不景气即使在不景气的时期,实质工资也很难降低,由于这种情况会持续压迫利润就会使经济不景气进一步恶化。而英国的做法就意味着把在不景气时期出现的实质利率的上升=利润压迫这样一种"重压"变得非常轻。

  第二个变化是,1992年以后,英国的金融政策在抑制通货膨胀(约2%)上非常成功。这给英国经济带来了非常大的变化,从70年代初期国际货币转为浮动汇率制以来一直到1992年,英国经济一直因年平均约10%的高通货膨胀率而烦恼。随着通货膨胀率波动幅度日趋稳定,设备投资及GDP的波动幅度也稳定下来。这样一来景气周期的波动就变得稳定了(见表1)。而且,英国政府支出的波动幅度在1992年之前与之后并没有什么变化。这或许是由于适当地启用财政政策从而使景气周期的波动变得平滑的缘故。

表1 英国景气周期的

  但是英国是为了抑制高通货膨胀率引进了通货膨胀的目标值,而通货膨胀已经安定下来的当今日本的金融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要抑制由过度的设备投资所导致的景气波动幅度。为了实现这一点,探明与潜在增长率相符合的设备投资的增长与资本积累的增大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大前提,在此之上,还有必要搞清楚金融政策带给设备投资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劳动力减少与社会保障

  下面谈谈第二个长期性的问题。老龄人口的绝对数量激增,人口抚养率(老龄人口相对劳动力人口的比率)不断升高的事实大家都很清楚。这致使老龄者的退休金、医疗、看护等社会保障所要支付的费用持续升高。社会保障费占GDP的比率将从2004年度的17.2%上升到2025年度的21.1%。如果置之不理,不用说2025年后还会继续上升。(见表2)

表2  对将来人口抚养率与高龄者抚养费率的预测

  问题在于以下三点。

  第一点,老龄人口的社会保障费只能在GDP即日本经济整体这一大蛋糕的范围内筹措。也就是说,如果无法遏止社会保障费的比率升高,日本经济就会崩溃。但是,第二点是,实际上产出该GDP的却是作为从事生产的劳动力人口。然而该劳动力人口今后将会以每年0.5%左右的比率减少。因此日本经济的GDP很难增长。结果就是在GDP范围内抑制社会保障费的增加将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忘记的是第三点,那就是实质GDP的增长率肯定会低于人均实质工资的增长率。因为GDP的增长率是由"劳动力人口增长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所决定的,但另一方面,人均实质工资增长率是由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决定的。将这两个等式一比较马上就可以看出,只要劳动力人口减少,GDP的增长率就必然低于实质工资增长率。

  以上的三点使得下述日本社会保障的根源性问题显得非常突出。

  首先,由于老龄者的社会保障费只能依靠经济整体的蛋糕,也就说只能在GDP范围内解决,所谓为了使日本经济不崩溃,就只能将社会保障费的增加与GDP的增长率联系在一起。可以将此称为社会保障的GDP指标化。如果将上述人口的抚养率与GDP指标化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抚养费用对GDP比率的概念。所谓GDP指数化就意味着,一方面人口上的抚养比率上升,另一方面经济政策上却要限制抚养费的比率。(表2)。

  2004年度日本政府年金制度改革的支柱被称为"随宏观经济浮动",如果对其进行简化,那就是指上述GDP的指数化。也就是说,在2004年度退休金改革的随宏观经济浮动中,新领取年金者的支付额增加只和GDP增长联系在一起来决定,而不是与劳动力人口的人均工资增长率联系在一起。再加上,如果老龄者的平均寿命延长,该"长寿化"的部分将被从退休金支付额中减去。随宏观经济浮动比GDP的指数化严峻的程度,相当于"长寿化"的部分。

  按照上述结果,退休金支付额的增长控制在GDP增长率的范围内,就可以避免日本经济的崩溃。但是另一方面,支付退休金额的增长每年都低于现职生产者的人均实质工资增长率。如果这种情况今后持续10年、20年、30年,那么老龄人口领取的退休金支付额与现职生产者的工资相比则会越来越低。支付的退休金与工资的比率被称为"收入替代率",该替代率不低于50%是现在日本政治上的共识。

  但是,在这里需要重复说明,年金收入替代率有所下降的基本原因是,一方面为了防止日本经济的崩溃只有将老龄人口的社会保障费GDP指数化,另一方面,只要GDP的增长率低于现职劳动者的工资增长率,社会保障支付额的增长就会落后于工资增长率。这种情况就意味着,正如年金的收入替代率的低迷所显示的,老龄人口的生活水平与现职劳动者相比将越来越低(也就是相对的贫困化)。

根本的解决方案在于增加人口与妇女就业育儿兼顾

  如何防止老龄人口的相对贫困化呢?如上所述,其根本原因在于劳动力人口减少。因此如何才能增加劳动力人口才是当务之急。一个是提高老龄人口、女性、自由职业者等的劳动力参与率。在这里因篇幅所限不能详细讨论这方面的政策。但是,从很多估算的结果来看,即使能够从某种程度上减轻劳动力人口降低的比率,但并不能从根本上制止劳动力人口减少。

  这样一来,根本的解决方式就是采取有效的低出生率对策来制止劳动力人口减少(不同于移民政策)。即使现在马上提高出生率,它能够对劳动力人口的增加产生影响也要在20~30年以后。但是,如果现在不马上开始的话,那么日本老龄人口的相对贫困化就将继续发展,不得不接受生活保护的老龄人口就会稳步增多。

  在21世纪末,日本人口将降低到现在的一半,只有6000万人左右,如果仅从该数字来看,似乎日本只是从现在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缩小到和欧洲国家差不多的经济规模。但是,在该数字的背后却隐藏着日本经济长期的社会保障问题,也就是老龄人口相对贫困化这一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

  在低出生率对策中,提高女性劳动力的参与率以及就业育儿兼顾率是政策的关键所在。这对于与日本劳动市场特征的正式员工论资排辈式工资制度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将论资排辈式工资制度作为日本的旧制度而抛弃虽然很简单,但这并不能成为有效果的政策争论。这是由于论资排辈式工资制能够在企业内部产生熟练的多才多艺的员工以及资深的白领,在提高日本的劳动生产率方面也是非常有用的。因此从另一方面来看,它是以正式雇用为中心,形成一个企业所必需的人力资本的手段。

  这种机制妨碍了因生育而中断就业的女性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这也是一个事实。人们正在重新探讨与生育可以兼顾的新型职能与工资体系的理想方式。日本老龄人口的相对贫困问题也在推动着日本劳动制度改革,在提高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同时也能够提高生育率。

2006年12月26日《经济学家周刊》(每日新闻社)

2007年3月8日登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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