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所面临的两个内部矛盾

　　本文将揭示作为牵引世界经济的发动机的中国经济在新的一年里所面临的两大内部矛盾。

　　当前中国的GDP相当于日本的三分之一。中国人口则是日本的10倍多。所以中国的人均GDP只有日本的三十分之一。实际上，中国的人均GDP为1200美元，而与之相比，日本则是35000美元（均为2004年的数据）。

　　中国政府计划今后使人均GDP能够每年递增7%，也就是说计划10年后人均收入翻一番，20年后人均收入翻两番。这样到2025年中国的人均GDP就将接近5000美元。即便如此，也不过只是日本现有水平的七分之一。也就是说，从今往后20年，中国经济整体也就勉强位列中等发达国家，而且这一过程是否能一帆风顺地实现则完全没有保证。虽然中国存在很多严重的问题，这里先就一个问题展开讨论。

　　该问题就是收入差距过于悬殊。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5。该系数越大就意味着收入差距越悬殊。很多国家，虽然各自数值不同，但大都在0.3左右，现在的日本也在这一水平上。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日本的基尼系数大约在0.45左右。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收入的差距就会迅速扩大，这一规律，或许符合战前的日本和如今的中国。如果简单地以图式化的方式说，战前的日本存在繁荣的财阀与凋敝的农村两极结构，而在今天的中国，一方面上海等发达的太平洋沿海地区（拥有近三亿人口）与拥有贫穷农村的广阔的西部地区形成了两极分化。在人均收入方面，最高的省份与最低的省份之间相差10倍（5000美元对500美元）之多。

　　显著的收入差距必然会成为社会问题，也会成为政治问题。这并非仅仅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一般情况下，在国家整体的人均收入不高时，活跃市场所必需的制度通常也十分不发达。支撑市场的制度有三个侧面，（1）法律、（2）监管、（3）信息公开。所谓中国不是法治国家而是人治国家指的就是中国的法律制度尚未完善，司法还没有从政治中独立出来。由于规章制度由地方官员执行，造成官员便于滥用职权，容易发生大规模的贪污、贿赂。在共产党统治下，政府层面的信息公开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局的左右，这或许是难以避免的，而众所周知，企业的账目有几种，也是不透明的。在中国，回收卖出的债券很不容易，这就表明在法律、监管、信息方面制度的落后依然非常明显。

　　这种制度的落后经常表现为在地方共同体的所有制下，在将农民的土地作为工业、住宅用地而强制征收进行国有化时，国家及省级官员常常采取不正当的行为。这使得贫穷的农民非常愤怒，每年都发生几万次农民抗议行动。此外，高速增长还急剧地加快了环境破坏的速度。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说中国GDP的增长率虽然号称9%，但绿色GDP（从国内生产净值中减去与环境相关的外部浪费费用所得出的环境调整后的国内生产净值）的增长率则是负值。河流严重污染的受害者也大多属于贫困阶层。一党独裁的共产党政权非常害怕这种经济上的差距转化成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

　　持续以每年9%的速度增长的中国，一方面面临上述相当大的内在矛盾，另一方面毋庸质疑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虽说GDP只有日本的三分之一，但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日本（1.5%）的六倍，进出口额则正以中国自身GDP约1.5倍的速度增长，所以中国作为牵引世界GDP及世界贸易的发动机的力量有日本的两到三倍。虽然感到制度缺乏信誉、社会不安定、政治不稳定，但还是受到中国的巨大市场的吸引，世界各国企业大举进军中国的原因就在于此。

　　日本的总出口额中对华出口所占比率，如果包括香港则近20%（2004年，面向中国内地的出口额也占到13%强）。这一比重虽然上并算不上很高（东盟、韩国、台湾为24.3%，美国为22.4%，欧盟为15.5%）。但是，对华出口的增长率与对其他地区的出口相比却很高。

　　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总出口额的47%是面向东亚地区的出口，此外东亚各国地区内的贸易比率如今已达到55%，经济一体化正在迅速推进。东亚整体的生产网络得以确立并不断发展。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工厂的观点可以说是犯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东亚整体是通过巨大的生产网络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世界制造中心，这是森林，中国虽然是该森林中的大树，但仅仅是一棵大树。其理由如下。

　　在东亚，已经形成了由直接投资和贸易连锁所支撑的新的产业内垂直分工，并建立了生产网络。就在在两、三年以前，中国的崛起→廉价的中国产品的进口激增→日本通货紧缩的严重化的议论还甚嚣尘上。现实却与之相反。这是由于，中国的贸易中加工贸易占贸易整体的近六成，而其中的八成又是由直接投资的外国企业实现的。而且中国的加工贸易是从日本及台湾、韩国大量进口技术密集度高的高度的半成品（零件、组件、原材料等），使用廉价的劳动力进行加工，并向世界出口成品。进入东亚的日本企业也生产高度半成品，并向中国出口。这样东亚整体就成为世界的制造中心，而日本对以中国为首的东亚的出口则是确立这种生产网络的基础，并具有恒久的特性。

　　在这种生产网络中，就像在电子产业中可以观察到的那样，漫长的生产过程被切分为很多块。根据各生产块所具有的技术密集程度、资本密集程度及劳动密集程度来向东亚各国、或者一个国家内最适合的地区进行分配，从整体来看就形成了连贯的国际分工体制。日本生产技术密集程度高的半成品，中国进口这些半成品并通过廉价的劳动力进行加工，这虽是一种国际分工，但由于这是在一个产业内完成的，所以被称为产业内垂直分工。

　　这种国际分工，与原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不同产业间的垂直分工完全不同。原来"北方"出口机械等生产资料，"南方"则出口农产品及劳动密集型的服装制品。现在东亚地区这两种国际分工共立并存。

　　中国经济从2004年开始到2005年上半年，通货膨胀的速度超过6%，同时城市中写字楼、住宅楼泡沫成为严重的问题。但是这一很高的消费者物价通货膨胀，若从不包括食品在内的核心通货膨胀率来看则低于2%。而且虽然说有房地产泡沫，但房地产价格每年的上升率，也并没有远远超过13～14%的名义GDP年平均增长率。

　　问题在于如何抑制国际收支的巨大赢余、外汇储备的激增所经常导致国内货币供应的增多、银行融资的扩大、潜在的通货膨胀的加速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管理人民币就成为重要的政策问题。但遗憾的是，人们极为扭曲地理解了人民币问题。

　　特别是在美国所看到的歪曲理解，他们认为要缩小美国巨大的贸易赤字就必须使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之所以说这是一种被歪曲的观点，看了以下数字就会一目了然。2004年，美国对全世界的贸易赤字约为6000亿美元，而中国对全世界的贸易赢余则只有美国贸易赤字额的十二分之一，即500亿美元。所以即使中国使人民币升值而消除所有赢余，或许也只能减少美国对外赤字的十二分之一。

　　人民币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国自身的问题。也就是说，当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加成为通货膨胀加速的温床时，为了遏止外汇储备的增加，提高汇率是一个重要的手段。提高汇率可以抑制出口量，降低进口价格，其本身就可以抑制通货膨胀的加速。

　　然而，2005年7月21日的人民币制度改革，对美元汇率仅仅升值了2%。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后美元提高了利率，反映在汇率上就是对日元及欧元升值了。比如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就从1美元兑换110日元左右降低到1美元兑换近120日元。所以事实上汇率依然固定在美元上的人民币，在这半年对日元及欧元竟升值了。然而，如果考虑到美国高达占GDP6%以上的巨额对外贸易赤字容易诱发美元的贬值，这种情况决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

　　对于中国国内通货膨胀的加速，或许提高国内的银行利率是个办法，但这样一来又会导致国际资本的流入，国际收支的赢余反而会扩大。因此中国采取了对银行融资进行窗口指导的手段。到2004年初为止，全固定资本的增长达到每年50%，这是通货膨胀的原因。政策当局将国有企业固定投资的增长在2004年控制在25%左右，而到2005年则进一步抑制到10%以下。使用国有银行的窗口指导抑制银行融资的行动收到成效。但是，也许是由于低利率及过度的流动性，民间部门的固定投资增加了50～60%。结果，国家整体的固定投资增长依然接近30%。

　　在这种窗口指导上，中国的货币当局为了抵消外汇储备增多使基础货币（流通现金加上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户头上的过剩储备）增加从而引发通货膨胀的作用，采取了所谓对冲政策。这就是中国人民银行自己发行支票，并出售给商业银行，通过兑换支票据，从市场上将商业银行手里的过剩储备及现金吸收上来的政策。迄今为止，这种对冲政策在抑制通货膨胀这一点上是成功的。

　　进入2005年以来，贸易收支的赢余显现出巨大的变化。到2004年为止，中国自己的经常收支赢余最多也不过占GDP的3～4%以下。但是2005年的赢余似乎占到了GDP的8%。

　　这有两个原因，其一是2005年初美国、欧盟撤销了对来自中国的纺织品进口制定的配额。结果中国的纺织品出口激增。虽然在美国的压力下中国对出口进行自我设限，但效果还不得而知。其二是在人民币升值前为了使人民币结算的收入最大化，加紧出口同时推迟进口，加之前面提到的抑制国内景气的策略也有可能产生了效果。如果这些状况在2006～07年依然持续，人民币的升值则不可避免。

　　这样，中国经济虽然还存在潜在的巨大波动因素，但2006年的实质GDP增长率估计会达到9%。这就是现在仍拥有近两亿不充分就业的农村人口的中国。每年的新增就业吸收能力在9%的增长率下约1200万人。实现充分就业估计还得需要15年。所以对中国来说，当务之急是无论如何也要使高增长"持续"下去。

　　为了贯彻这一政策，2006年仍须继续克服上述因严重的收入差距而导致的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以及为抑制通货膨胀而对人民币制度进行必要的弹性化等两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