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如此摆脱通货紧缩的困扰

　　2003年第四季度消费者物价（不包括生鲜食品）与前一年同期持平。同期的实质GDP增长率保持较高水平，为3.6%（不包括生鲜食品）。那么，是否可以说日本经济真正开始摆脱通货紧缩（物价水平的绝对下降）的困扰呢？为此，我们有必要研究日本在克服通货紧缩的困扰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通货紧缩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这就是“缓慢(moderate)”而且具备“景气周期性”的循环。

　　所谓“缓慢”是指消费者物价的下滑率（与前一年相比）最高也不过1%（2001年第一季度至2002年第三季度）。

　　所谓“景气周期性”是指这十多年间出现了三次经济周期，消费者物价的变化率几乎表现为同样的循环。1996～97年的复苏期呈现较高水平，为0.8%，1997年1月出现金融体系动荡后，发生了首次通货紧缩。但是，到了1999年上半年消费者物价上升率为零。继而，在进入2000年后的不景气期，2001年～02年上述消费者物价上升率为－0.1%，出现通货紧缩。之后，从2002年中期开始，经济景气出现好转的势头，2003年第四季度消费者物价与前一年同期持平。

　　下面，简单阐述一下缓慢通货紧缩与急剧通货紧缩的决定性区别以及上述短周期的通货紧缩意味着什么。

　　说到通货紧缩，大多数经济学家会首先想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大恐慌时期。但是，当时的通货紧缩（物件水平的绝对下降）十分“剧烈”（1929年～33年每年的物价上升率接近－10%），而且将近四年时间没有出现循环而是一味“持续”下跌。具体的原因是，实体经济本身（实质GDP）几乎是连续倒退，一共下降了近25%。因此，通货紧缩与实质GDP下降合计后得出的名目GDP在大恐慌时期减半。

　　缓慢通货紧缩与急剧通货紧缩的差别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也十分重要。通货紧缩最大的问题就是负债的实质价值随物价的下降同时增大。从而造成负债者（多数情况为企业）的难以偿还债务。然而，债务扩大多少可以通过实质利率（名目利率来测算－物价上升率）来测定。因此，假使名目利率象当今日本这样为零时，实质利率只有通货紧缩的部分为正。

　　因此，美国在大恐慌时期，实质利率至少年利率为10%。如此之高的实质利率，企业不可能进行设备投资。实际上，大恐慌时代美国的设备投资锐减，1933年甚至少于设备折旧费。

　　然而，日本的情况如何呢？在零利率的条件下，通货紧缩为1%的话，实质利率就为1%。这是短期利率。由于10年期国债的名目利率为1.5%，所以实质长期利率为2.5%。这绝不是什么高利率。

　　本来，实质利率是根据名目利率减去“期待”通货膨胀率来计算的。那么，“期待”通货紧缩率又如何呢？根据内阁府的《国民生活相关舆论调查》（2400户，2001年第二季度至2003年第二季度）显示，期待通货紧缩率在实际通货紧缩率为1%左右时，最多也只会下降为0.39%。所以，实质利率为0.3%到1.8%（短期～长期）较低数值。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实质利率过高的话，企业的设备投资的利润率就会过低，这种想法十分现实。也就是说，在日本的缓慢通货紧缩下，很难说是由于缓慢，才会产生实质利率过高这样的弊病。

　　那么，日本通货紧缩的经济周期性循环又意味着什么呢？始于2002年的此次经济复苏， 实际上是泡沫经济崩溃后的第三次。但是，此次经济恢复有着不同于前两次（1995～96年和1999～2000年）的三个特征。这三个特征为，（1）在没有实施凯因斯主义式的刺激政策的自主性恢复，（2）通过削减工资，减轻负债，企业的利润率水平比以往的恢复期高出许多，（3）亚洲地区整体成为世界的工厂，使参入这一新分工体系的日本面向亚洲的出口有较大的增长较大。

　　首先，此次经济恢复是凯因斯主义的景气刺激政策在日本已经不再起作用之后出现的。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宏观经济刺激的帮助而取得的经济恢复。日本一直采取的凯因斯主义财政刺激政策的代表是扩大公共投资。结果一般政府赤字与GDP的比达7.4%，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达GDP的155%。公共投资（公共固定资本形成）从2000年开始每个季度以年率5～6%的比率减少。此次景气恢复即是在这种条件下的经济复苏。与此次经济恢复不同，前两次景气上扬，1996年和1999年都是增加公共投资，是需求增加起了推动作用。

　　凯因斯主义的金融政策已经走到尽头。金融政策的调整也不能说为此次经济恢复起到推动作用。2001年～02年通货紧缩较为严重时（即使如此也不过上述的－1%），所谓通货膨胀目标论者提出为克服通货紧缩可以彻底实施金融的量化宽松政策，也就是说可以大量增加基础货币。实际上，从2001年年中开始，日本银行就采取措施，使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定期存款余额急速增加。2002年为15万亿日元，2003年春福井俊彦总裁就任前就已经接近25万亿日元，如今已经超过30万亿日元。

　　那么，现在高达30万亿日元的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余额所代表的量化宽松政策，即，零利率下基础货币的增大，到底是否为此次经济恢复做出了贡献呢？对该问题的回答是近乎否定的。

　　首先，在短期零利率下，无论如何增加基础货币，由于利率不可能低于零，降低利率的效果不会发挥作用。这是非常明显的事实。

　　那么，量化宽松政策对长期利率的影响又如何呢？10年期长期国债的利率2003年春季下降至0.5%。这虽然是经济悲观论盛行之时产生的国债泡沫的结果，但是随着其后经济恢复势头日趋明显，基本保持在略低于1.5%的水平。日本银行在2001年3月发表声明，指出“直到消费者物价（不包括生鲜食品）的上升率（与前一年相比）稳定保持在0%以上，政府将继续执行量化宽松政策和零利率政策。”三年之前的这个声明渗透到市场之中，就象最近这样即使消费者物价上升率为零，由于近期短期利率不会上升这种认识已经在市场中形成，所以长期利率有可能维持在1.5%以下。但是，从三年以前的2001年开始，长期利率就保持在上述水平，所以并不是最近才降低的。

　　那么，在零利率的状况下，基础货币的增加（与前一年比增加15%～20%）这种量化宽松政策是通过怎样的渠道和机制，从实际上刺激经济活动的呢？实际上，从经济学上的角度来看，这一渠道并不明确。“—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上，关于在零利率下增加‘量’的效果，至今尚无定论。—”（日银审议委员须田美矢子“关于量化宽松政策”，《日银调查月报》2004年1月号）。

　　实际上，与现实经济活动关系最为密切的货币供应量（M2+CD）2003年仅增加了1.5%（与前一年相比），甚至低于2002年增加率为3%的水平。基础货币与货币供应量之间出现了断层。其理由在于银行信用的持续减少。

　　从2003年到2004年，以阻止日元汇率上升为目标，采取了前所未闻的大规模介入外汇市场的行动，结果使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在外汇市场实施的抛售日元购入美元的干预，增加了基础货币的供给。因此，巨额的干预等于增加了巨额的基础货币。那么，为什么能够进行如此巨额的外汇干预呢？其原因在于日本银行采取了即使大量增加基础货币也不会出现混乱的量化宽松政策。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了事后抑制由干预外汇市场而增加的基础货币，就必须大量冲销（售出短期债券来冲对基础货币）。而且，如前所述，基础货币无论如何增加，也不会带来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不会产生通货膨胀的危机。如果其他国家模仿此举，就会一下子陷入通货膨胀的深渊。

　　上述银行信用余额的减少，主要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由于商业银行担心自我资本比率（自我资本/资产）的下降而不愿意积极增加信用风险较高的融资；二是借方的企业即使增大现金流量，巨额的债务余额也在持续减少。因此，在企业部门出现储蓄（内部保留）高于投资（设备投资和库存投资）这种异常的储蓄和投资平衡。一般来说，企业内部保留应少于投资，其中投资超出部分应该依赖包括银行融资在内的外部金融，这才是企业部门的常态，而现在，情况刚好相反。

　　那么，没有凯因斯主义景气刺激政策的帮助，是什么力量发挥了作用，使民间部门自发恢复起来的呢？

　　解开这一疑问的关键有两条。一条是企业减轻负债的进展；另一条是企业利润率（资本效率）的上升。

　　首先，企业减轻负债，只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异常膨胀的过剩债务的偿还和资产（土地和股票）通货紧缩告终而有所进展。如上所述，因为彻底贯彻凯因斯主义政策，即使在停滞的十年间，日本的实质GDP也合计增长了10%，在这之中，企业减轻负债的任务也将告终。这是由于企业的债务余额、销售额的比率和地价、名目GDP的比率都返回到泡沫经济以前的水平。

　　但是，支撑自发恢复能力的一个关键是利润率的上升。如上所述，在温和的通货紧缩下，实质利率也只能维持在0.3%～1.8%（短期～长期）这一水平。并不是该水准过高，而真正的问题在于甚至连这一利率水平也承受不了的企业利润率的低下。

　　表现更为明显的是劳动分配率的异常高涨。2002年上升到75%（根据国民收入统计）。这一数字超过了美国，在世界上排名第一。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平均劳动分配率为65%。这反映在资本收益率（营业利益/有形固定资产，根据《法人企业统计》）上，80年代确保平均12%，比实质利率约高出5%。但是，90年代末，资本收益率急剧下降，甚至低于5%。

　　在通货紧缩的条件下，企业利润率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名目工资的上升率难以下降为负值这种工资下降刚性。企业的销售额价格下降才会出现通货紧缩，但是名目工资不出现通货紧缩，就会受到利润的压迫，使劳动分配率上升，资本收益率持续下降。名目雇用者的报酬截至1997年一直维持上升趋势。然而，银行体系出现危机（1997年11月）以后，工资也随之出现通货紧缩。这一问题加速是2001年～03年最近三年的事。2003年，工资通货紧缩达到2.9%（根据《国民所得统计快报》）。

　　另外，提高企业利润率的重要因素是通过技术革新来提高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这并不只限于数码家电和新“三大件”（单镜头数码相机、超薄液晶电视、DVD收录机）。

　　我在2003年底访问中国重庆市，参观了日本援建的大型空中单轨铁路建设工地。位于中国中心部、拥有1000万人口的重庆市是一座山城。因此难于建设普通的有轨电车、公共汽车和地铁。因此需要建设空中单轨铁道。在这座山城建造空中单轨铁道的基础工程，象挖洞、开凿隧道等工作，就集中了几万名技术高超、而日工资只在300～400日元的打工者。支撑轨道的Y字形支架采用的是中国制造的强化水泥。也就是说，典型的劳动集约型土木工程和中等程度技术集约型强化水泥等都是来自中国自身。但是，占整体空中单轨铁道工程费用六成的是日本具有比较优势的高精度大型建筑机械和车辆。例如，所使用的车辆是日本技术的精华，亦即具有操作、控制、通信技术的信号系统的铁道车辆，还有火花塞、电池等精密加工制成的集电装置，以及发动机、电动机、发电机等动力机械等多重式的高技术系列。

　　日本在智能型机器人开发方面是走在世界最前列的。它同样主要是多重式的高技术（操作、通信以及精密的机能材料和动力机械）的系统化（例如，荒冈拓弥“从国内布局的角度重新审视产业开发战略”，《经济学家周刊》2003年8月5日号）。

　　由此可见，日本企业的利润率由于以工资通货紧缩所代表的削减员工而提高，同时，以数码家电、智能型机器人、空中单轨车辆等所代表的技术创新也促进了企业利润率的提高。这样就可以保证在温和通货紧缩下实质利率的利润率，逐渐成为自发恢复能力的源泉。

作为世界工厂的亚洲地区与日本

　　近几年来，由于中国经济的崛起，许多人将中国看作世界的工厂，但是这种看法过于狭隘。实际上并非如此，日本企业通过直接投资等，在亚洲地区展开“垂直特化”的生产网络中，包括中国在内，亚洲整体都成为了世界的工厂。其机制如下。

　　日本与韩国、台湾、新加坡（NIES）向中国和东盟各国输出高级中间财（零部件、材料、集成电路元件）和资本。而中国、东盟各国利用这些进口材料、廉价劳动力和中级技术进行加工，生产最终产品（包括数码家电在内的消费品），并向发达国家（美国、欧洲、日本等）出口。在亚洲建立的生产网络将一个产品，例如电子产品的较长的生产工序细致分工，将分开的工序分配给在该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去生产，实现同一产业内的垂直分工关系。外国企业的产品现在占中国总出口额的近55%。也就是说，中国如果不从日本、NIES、甚至一些东盟国家进口中间财就不能出口产品。

　　这样，中国对美贸易（两国间）在2003年就出现了1000亿美元以上的贸易余额。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中国对美大量出口最终产品而不从美国那里进口中间财。然而，中国的整体贸易（多国间）却只有250亿美元的贸易余额。这说明中国与美国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大量的贸易赤字。这些赤字的大部分都是由于进口中间财所产生的。

　　日本经济如今在这种新型的以亚洲垂直分工为基础建立的世界工厂中，通过出口科技含量较高的中间财和资本而得以生存。因此，最近中国威胁论、来自中国的通货紧缩论的势力日趋衰弱，人们将中国看作不断扩大的市场。实际上，此次经济复苏的最后一个特征就是日本的出口在这种新型的垂直分工中，完全被纳入了作为世界工厂的亚洲地区之中，而使经济获得新生。日本的出口更多地转向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而并非美国。此次经济恢复也得益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