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家庭收支调查

　　在论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与家庭收支调查的储蓄率发生偏离的原因之前，本讲想首先弄清可进行比较的统计，并掌握其现状。

　　所谓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就是综合掌握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主的经济活动整体的统计，在进行宏观经济时不可或缺。在按制度部门划分的收支计算方面，分为家庭、企业和政府等掌握储蓄和投资的平衡。用家庭部门的储蓄除以可分配收入后得出的“家庭经济储蓄率”，是与家庭收支调查进行比较的项目。

　　另一方面，家庭收支调查是根据家庭收支账簿制作的微观统计，是了解按年龄层和收入水平等家庭属性划分的消费和储蓄行为，是用来根据微观经济学分析家庭收支决策的统计。与储蓄率相应的是，从可支配收入中减去消费支出后得出的“盈余”，再除以可支配收入得出的“盈余率”，在传统上，一直使用“两人以上家庭中的劳动者家庭（工薪家庭）”的统计结果。

　　观察1970年以来的储蓄率变化（参见图）可以看出，到1980年为止偏离幅度比较小，但是之后偏离幅度加大。而且一直到2000年左右，不仅在水平上，而且在变化的方向上也大不相同，最近依然存在着25％的显著差异。

图：日本的储蓄率

　　弄清这个偏离的原因，是对储蓄率下降进行分析的出发点。这两个数据是互补性的统计，通过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掌握宏观储蓄率的变化，并通过家庭收支调查，把宏观储蓄率变化分解为按家庭属性划分的储蓄率变化，就可以分析决定储蓄的机制。但是，如果存在偏离，就无法对微观与宏观进行一致的分析。

　　发生这种偏离，一部分是出于调查对象家庭和储蓄的定义等制度上的原因。但是正如先行研究中所指出的，即使对此进行调整，依然会有偏离残存。这些残存的偏离成为真正的“迷”，也是笔者在这里想要用“统计的倾向性”进行说明的部分。

　　以往的研究一方面关注制度上的差异，另一方面却一直放任了统计倾向性的问题。这是因为，要客观地找出存在倾向性问题本身是非常困难的。因此，笔者将按照先行研究来调整制度上的差异，弄清统计倾向性问题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