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增长战略——应发挥女性作用,把完善托儿所放在最优先位置

宇南山卓
原教职研究员、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教授

  安倍晋三首相把“发挥女性作用”置于经济增长战略的核心地位,第一个具体措施就是被称为“加速解决儿童进托儿所难的问题的计划”,完善托儿所。本文根据笔者在经济产业研究所的研究,论述这个计划的优缺点。

  首先从结果来说,对于把完善托儿所定位于经济增长战略应给予高度评价,这是因为完善托儿所具有提高女性“兼顾”结婚生育与就业的效果。不过,如果把解决儿童进托儿所难的问题作为目标的话,政策就有可能变形,政策的具体化和事后评估需要设定更适当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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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兼顾结婚生育与就业的可能性,在低生育率老龄化日益严重的日本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要保证劳动力供给,必须发挥女性作用,要解决低生育率问题,需要促进女性结婚生育,要同时实现这两个目的,就必须提高兼顾结婚生育与就业的可能性。

  然而迄今为止,兼顾的可能性似乎被置于政策课题的核心之外。女性劳动问题的核心是改善男女就业机会和工资的差距,低生育率对策的核心是不怀孕和男女缺乏交往机会,因此,兼顾的可能性在这两方面都没能成为主要角色。此次计划把兼顾的可能性定位于经济增长战略的一环,是抓住了主要矛盾的政策。

  兼顾的可能性以往没能成为政策核心课题的另一个原因,是出于技术上的问题,没能正确测算兼顾的可能性。由于没能掌握现状,所以也就没能认识到政策的必要性。要测算兼顾的可能性,需要了解女性在结婚生育前后的就业状况,需要跟踪调查同一人状况的“跟踪调查数据”。但是,日本完善跟踪调查数据的工作进行缓慢。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通过使用人口普查的同龄群体(cohort)进行分析来解决。所谓同龄群体就是同一年出生的个人构成的群体,即“世代”。各个世代的婚姻状况和劳动力状况可以通过各时点的年龄层数据掌握。构成世代的个人在各时点是相同的,因此同龄群体的数据可以视为近似跟踪数据。

  例如,1980年出生的女性在2005年时是25岁,2010年时是30岁。各时点的未婚率分别为74%和41%。从两者之差可以得知,这个世代的女性中有33%在2005—2010年期间结婚了。同样,劳动力率从77%下降至67%,可以认为有10%退出了劳动市场。

  知道了结婚女性和退出劳动市场的女性的比例,就可以用这个比例推算出“在结婚女性中退出劳动市场的比例”。在日本,结婚女性的85%在5年内生育,反过来不结婚生育的女性只占少数,因此在统计上,可以把“结婚”作为“结婚生育”的比例来使用。也就是说,推算的是兼顾结婚生育与工作的可能性。

  在上例中,结婚后退出劳动市场的比例为30%,反过来说,有70%的女性继续就业(即实现了“兼顾”)。统计这种各世代的继续就业率,就可以解释各时点的兼顾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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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人口普查进行同龄群体分析,观察1980—2010年期间的兼顾可能性的变迁,可以发现意外的情况。截至2005年,兼顾的可能性基本上不变,直到最近没有任何改善。在这期间,虽然女性劳动力率大幅度上升,但这并不是因为改善了兼顾的可能性,而仅仅是未婚化带来的现象。

  然而在最近的2005—2010年期间,兼顾的可能性迅速升高(参见下图),虽然这一变化没有得到普遍认知,但继续就业率与过去25年的变化幅度相比,上升速度超过想象。这种趋势从厚生劳动省的2000年以后可以使用的个人跟踪调查数据《21世纪出生儿童纵断面调查》也可以得到确认。在2001年出生的儿童中,生育前后辞职的母亲比例占67.4%,而在2010年出生的儿童中,该比例下降到54.1%。

图:托儿所的完善与女性继续就业率
图:托儿所的完善与女性继续就业率

  此外,同龄群体方法也可以适用于各都道府县的各年龄层数据,计算各地区的继续就业率的结果,各地的水平有很大差距。在东京和大阪等大城市,兼顾的可能性较低,山形县、富山县、石川县、福井县等日本海一侧各县比较高。另一方面,无论哪个县都有一个共通的倾向,在2005年之前都基本上没有变化,从2010年出现改善的倾向。

  如果能了解兼顾的可能性,也就能考察其决定因素。关键在于时序上的变迁和各地区的差异这一统计上的性质。这是因为,如果存在决定兼顾可能性的因素,其因素也应具有相同的统计上的性质。

  从统计上的性质反向计算的结果发现,托儿所的完善状况最大时可以说是兼顾可能性的唯一决定因素。使用笔者称之为“托儿所潜在名额率”的20—44岁女性人口与托儿所名额的比例测算的托儿所完善状况,至2005年没有变化,其后急速上升。地区差异表现为日本海一侧比例较高,越到大城市比例越低。也就是说,与兼顾的可能性具有同样的统计性质。

  另一方面,迄今一直被认为对兼顾的可能性产生影响的其他因素,其重要性基本上都被否定。例如,休产假制度从1992年开始引进,并迅速得到普及;三代人同居率一直呈下降趋势。如果这些是决定性因素,兼顾的可能性也会随着时序发生变化,但实际数据的观察结果却显示出矛盾。一般来说,从同一时期兼顾的可能性没有发生变化可以判断,1980年—2005年实施的政策和社会变化,不是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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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至2005年托儿所的完善没有取得进展这一事实的认识,也许有人感觉不同。这是因为,托儿所的完善状况一般以托儿所定额率(0—6岁人口与托儿所定额的比例)计算,而这个指标在过去30年期间一直在上升。然而实际上,托儿所定额率的上升并非由于托儿所完善,而是由分母的0—6岁人口减少带来的。也就是说,不是低生育率对策产生了效果,而是低生育率的结果。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等待进托儿所的儿童人数里。虽然托儿所短缺,进托儿所的可能性极低,但是如果很多家庭放弃进托儿所,等待进托儿所的儿童就不会增加很多。反过来,许多地方政府都实际感受到,越完善托儿所,希望进托儿所的人越多,等待进托儿所的儿童也越有可能增加。即便等待进托儿所的儿童数为零,也分为只要想进谁都能进的“良性零”和连想都不行的“恶性零”,与托儿所是否短缺没有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等待进托儿所的儿童数为零的政策目标,有可能导致资源分配不公平。

  为了避免这个问题,笔者使用以20—44岁的女性人口为分母的托儿所潜在定额率,测算了托儿所应完善的数量。按有可能成为母亲的人口每人平均计算,以此避免因托儿所短缺而放弃进托儿所、或放弃结婚的人所带来的影响。政策目标虽然不像等待进托儿所的儿童那样显而易见,但这是可以掌握客观情况的适当指标。

  据前几天的报道,横滨市等待进托儿所的儿童减至零。笔者希望经济增长战略积极地引进横滨市的经验。不过,应高度评价的是他们认真实施对策完善托儿所的态度,不应把等待进托儿所的儿童数减至零本身作为目的,而应制定适当的指标推进政策实施。

※本中文稿由RIETI翻译

2013年6月11日《日本经济新闻》

2013年7月4日登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