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一体化——以“外向型思考”统摄地区

田村晓彦
RIETI顾问研究员

  关于东亚一体化的推进方式,各国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框架。日本的提案不再像原来那样仅仅是修改方案,思考未来全球规模协作的“外向型地区主义”才是其本质。外向型的贸易政策也包含成为国民选择经济政策时的手段这层意义。

东亚与美国 寻求同时取得进展

  从去年到今年,日本的贸易政策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去年日本提出了在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3(日中韩)的框架上再加入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的经济合作协定(EPA)方案。在今年1月的东亚峰会上达成了协议,确定开始由民间有识之士进行研究。

  另一方面,受到已经与美国在自由贸易协定(FTA)上达成协议的韩国的刺激,日本与美欧进行EPA谈判的呼声也在不断高涨。有报道说,在今年的贸易白皮书中也将纳入此项提议的内容。

  在日本推出ASEAN+6EPA的同时,美韩FTA达成了协议,日本又追随其后准备推出日美EPA,日本当局究竟基于什么战略推进EPA政策呢?或许有人会感到疑惑。当然,政策当局方面也有其说法。关于ASEAN+6,在拥有30亿人口,9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地区中构筑经济合作关系,其意义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在东亚地区有很多FTA及EPA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为了消除这种一般被称为“面条疙瘩”的现象,应该将它们统一在一个单一的体系内部,这种观点也是有其道理的。

  另一方面,日本经济界担心日本在美欧市场与韩国企业竞争处于劣势,主张与美欧签订EPA,这也有一定的经济合理性。在FTA和EPA中存在“多米诺效应”,也就是说,其中隐含着一种连锁机制,一个国家缔结之后,因此处于劣势的其他国家就会紧跟其后缔结,日本按照这种规律行事也是很自然的。

对经济增长的巨大影响

  但无论是ASEAN+6还是与美欧的EPA都是非常具有野心的构想,无法预见到其成功还是失败。因此,在今后实现这些构想的过程中,对这些构想进行统一说明,明确今后日本贸易政策立足的哲学就变得非常重要。

  笔者认为,导出这一哲学的关键已经包含在ASEAN+6之中。ASEAN+6不仅仅是统摄东亚的EPA,更重要的是,它所采取的范式不同于原来的类似框架。

  原来的东亚地区主义,可以说主要是基于两个动机。一个是“防御性地区主义”,即为了与欧盟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等地区主义相抗衡,在东亚也使类似的行动活跃起来。另一个则是“构筑立足于东亚地区内事实上的一体化政府间体系”,也就是说,推动政府层面强化合作的行为,是以电子、电动机械和汽车为中心的跨国企业正在组建工序间分工,使地区内的生产网络建构不断发展,与此同时,地区内贸易结构业也得到深化为背景的。

  但是,ASEAN+6背后的哲学,实际上是建立在超越这两种动机的范式之上的。这种哲学也可以说是一种“外向型地区主义”,在由世界贸易组织(WTO)所代表的多国主义今后仍不透明的现状下,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日本能够自主采用的最具自由贸易思想的贸易政策。这一“外向型地区主义”由两个因素构成。一个是虽然目前和日本的经济关系并不密切,但仍要追求经济协作的“面向未来主义”,另一个是在推进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同时,前瞻性应对与东亚之外的地区协作的“面向地球规模主义”。

  前者可以从将迄今为止实际上处于一体化藩篱之外的印度拉进来的姿态上明显显示出来。而后者,比如由ASEAN+6提案所触发的美国提出把FTA进一步扩大至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规模,对此,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各国作为“长期提案”而接受下来等一系列的情况中显示出来。

  由“面向未来主义”与“面向地球规模主义”所构成的“外向型地区主义”,如果今后能够作为日本贸易政策的哲学而生根发芽,得到切实的实践,那么从广阔发展来思考,会给日本的经济增长带来很大的冲击。在“面向未来主义”方面,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到2030年时将有12亿人属于“全球中产阶级”(现状为4亿人),而且其分布并不限于东亚地区。另外,在“面向地球规模主义”方面,东亚一体化如要发挥其作用,与资源产出国和最终消费国的合作当然也会纳入视野。

  当然,“外向型地区主义”并不仅仅会给日本的经济增长带来直接的冲击。这一哲学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会给日本的经济结构改革带来虽非直接但却是重要的影响。

对结构改革来说也具有本质上的意义

  和国内经济政策一样,贸易政策之所以能够为国内的经济结构改革做出贡献是由于谈判结果会使本国市场变得更加自由。但是,在这一点上,贸易政策具有一定的局限。因为在通常情况下,谈判的对象国所要求的是各不同部门的进口限制的自由化,而对我国的结构改革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与其说是部门限制,不如说是税法、竞争法、劳动法、教育制度等横跨各产业的国内经济政策领域范畴上的限制。

  而且,即便在谈判对象要求对这些跨产业的限制进行改革,日本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该要求取决于对方作为回报能够给予多大程度的自由化,因而在结果上,日本的对经济限制的改革也存在成为有限改革的可能。

  那么,关于贸易政策的贡献,如果转换一下思路会如何呢?也就是说,与其说贸易政策本身带来了经济结构改革,毋宁说可以认为贸易政策是一种基础设施,这一基础设施能够为市民在选择通过税法和劳动法等国内经济政策来实现经济结构改革时提供信息。

  在国民对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国内经济政策进行判断时,正确地了解世界经济的实际情况是必要且不可或缺的。与很多国家缔结经济协作关系,如果与这些国家的物资与服务的交易进一步取得进展,就能够更清楚地了解世界经济的实际情况。如果是这样,以自由贸易为目标的贸易政策,可以说能够成为国民在判断选择什么政策时的信息基础设施。争取与尽可能广泛的国家结成经济合作关系的“外向型地区主义”,可以为这一目的提供支持。

  切身感觉到世界经济的实际情况,比如说,中国制造的产品多起来了,呼叫中心的话务员的日语中带有外国口音等,都是流入日本市场的物资及服务带来的。另一方面,比如与移动电话相关的产业,虽然在国内呈现出活跃的状况,在国际市场上,日本企业却在苦苦竞争,这一事实由于日本市场的特殊性而使很多人不能切身感受到。为了使每个人都能够正确把握世界经济的现状,选择正确的政策,前提就在于政府应该首先确保营造出一种尽可能与世界经济的现实直接接触的环境,这一点非常重要。

  作为WTO日趋具备宪法属性这一关于WTO立宪化讨论的一环,从市民的立场把握自由市场,将享受自由贸易的权利定位为“人权”的国际经济法学者虽然只是少数,但确实有。参考这一思路,在今后实质性展开的修宪讨论中或许有可能成为讨论的对象。通过讨论,也许可以期待外向型贸易政策作为日本选择经济政策时的基础设施占据一个稳固的地位。

※本中文稿由RIETI翻译

2007年6月5日《日本经济新闻》

2007年7月12日登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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