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贸易政策”的必要性

　　比起日本贸易额之大与在WTO体制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日本向WTO争端解决机制委托的案件数量并不算很多，但有一份研究报告从日本的产业特点分析了这个颇有意思的现象。这份研究报告由Christina Davis & Yuki Shirato合著，刊登在2007年1月的"World Politics"杂志（由Princet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出版的季刊）上，题目是"Firms, Governments, and WTO Adjudication ? Japan's Selection of WTO Disputes"。

　　该研究报告对什么产业的争端被提交到WTO争端解决体系中进行了探讨，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这跟围绕该产业的“商业环境的变化速度（velocity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关系密切。研究报告指出，由于通过WTO争端解决体系解决问题需要花费时间和成本，所以对于环境变化激烈的行业来说这种方式是不适宜的。因此，WTO的诉讼案件都集中在初级产品和矿工业品中环境变化较为缓慢的纤维和钢铁行业。而日本在这方面的情况是，WTO刚成立时诉讼案件主要集中在汽车行业，近年则集中于钢铁行业，这种情况也符合该分析结论。尤其是汽车行业，虽然在WTO刚成立时还有过要适应通过WTO诉讼解决争端的论点，但自从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围绕汽车产业的环境变化加速，因此WTO诉讼已不再适合作为解决争端的工具。另外，对于日本主要出口产品之一的电子电气产业来讲，由于其商业环境的变化过快，所以从来没有成为WTO诉讼的对象。

　　虽然上述研究是针对特定产业商业环境的变化速度与该产业对WTO争端解决体系的依赖程度之间的相关关系，但同样的情况并不局限于争端解决体系，即不局限于规则的实施，而且适用于与WTO的另一个支柱——规则的制定，甚至与WTO整个体制之间的相关关系。例如，如果降低关税的谈判长期拖延，那么进军外国市场就长期无法摆脱不透明性。从产业方面来讲，不会一直等待外国市场降低关税，可能转而向该市场直接投资等，通过其他渠道开展业务。假如目标国和日本正在进行EPA与FTA谈判，那么也可能改变方向将期望寄托于这些谈判。或者可能采取通过竭尽全力研究开发新产品，创造出不受关税等市场壁垒左右的商品的战略。

　　如果能够将上述研究的结论作为说明个别产业与WTO整个体制之间关系深浅的理论，得出普遍意义，那么主要以商业环境的速度较快的产业作为进攻型产业的国家，当与WTO体制发生对峙时，进攻型产业与防御型产业之间就会发生‘关心与参与的失调性’。贸易谈判是平等交换，当进攻型与防御型的利害得到平衡时，该政府参与谈判，将会获得国民的认可。假如只能以防御型的利害去面对贸易谈判，也就是只能以没有利益，最多也只是维持现状，甚至要面对很可能带来损失的谈判，那么只要不提出更高层次的目的，国民就很可能对该政府提出“这种谈判还不如不参加”的要求。

　　在进攻型产业与防御型产业之间，当围绕该产业的商业环境的变化速度存在很大差异时出现的这种产业间的“关心与参与的失调性”倾向，正如上述研究所述，在日本尤其显著。观察其他发达国家，例如美国，不仅高科技产业，例如在农业上也有进攻型利益。欧盟也在农业上由于葡萄酒等的产地标识拥有进攻型利益。除此之外欧盟还通过东扩从整体上越来越具有发展中国家的色彩。澳大利亚、新西兰、挪威等发达国家，其进攻型利益主要也是初级产品。与日本相似的恐怕只有瑞士这类国家。

　　假如上述“关心与参与的失调性”按照现状不断扩大（而且这种可能性很高），那么对于日本来讲，在整个国家参与WTO体制的事宜上可能无法继续维持积极的姿态。然而，由于目前日本对世界贸易体系的依赖程度很高，因此当然不能减少对WTO体制这个世界经济“公有物”的参与。

　　因此，日本的贸易政策需要从所谓的进攻型与防御型的重商政策思维中摆脱出来，重新寻找赖之以立的哲学。

　　与此相关联，以前我曾指出：“贸易政策是为市民提供选择日本国内经济结构改革的信息基础设施”，提倡彻底改变其目的的做法（请参照《日本经济新闻》2007年6月5日“经济教室”栏目）。在国际经济法学家之间，虽然人数不多，但存在对WTO进行立宪的意见，鉴于此，我认为，在日本可以将自由贸易定位于“知情权”。

　　虽然对于这种主张的赞成与否会有各式各样的意见，但为了克服前述进攻型产业与防御型产业之间对WTO体制的“关心与参与的失调性”给日本带来的问题，我想强调，我们需要超越重商主义的更高层次的哲学。